我明天约了海关的刘科长吃饭，他有个表弟在左营基地的后勤处工作。虽然接触不到核心机密，但打听一些面上的消息，应该没问题。”
“太冒险了。”陈明月反对，“刘科长那个人，嘴上没把门的，万一……”
“所以才要我去。”林默涵打断她，语气冷静，“刘科长好酒，几杯下肚，什么话都藏不住。而且他贪财，我准备了一份厚礼，他会开口的。”
陈明月还想说什么，但林默涵已经做了决定。她知道，一旦林默涵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变。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的原因——冷静，果断，一旦认准目标，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
“那你小心。”陈明月最终只说了一句。
“你也是。”林默涵看着她，眼神柔和了些，“去台北的路上，注意安全。如果发现不对劲，立刻撤回来，不要勉强。”
陈明月点点头，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她突然停下，回过头：“默涵。”
林默涵抬起头。
“晓棠……”陈明月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她今年该六岁了吧？”
林默涵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石子。他沉默了几秒，点点头：“嗯，六岁了。如果她在的话，该上小学了。”
“她会为你骄傲的。”陈明月轻声说，“等你完成任务回家，她一定会扑上来叫你爸爸。”
林默涵的喉咙动了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在那里。他别过脸，看向窗外，声音有些哑：“去吧。早去早回。”
陈明月离开了办公室。门轻轻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林默涵，和那本《唐诗三百首》。
他重新翻开书，看着女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很甜，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林默涵记得，拍这张照片的那天，上海刚下过雨，空气很清新。妻子抱着晓棠，在弄堂口等着照相馆的师傅。晓棠很乖，不哭不闹，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照相师傅说“笑一笑”，她就咧开嘴，露出还没长齐的乳牙。
那是1950年的春天。三个月后，林默涵接到任务，告别妻女，踏上前往台湾的轮船。临行前，妻子把这张照片塞进他手里，说：“带着晓棠的照片，就当我们在你身边。”
这一别，就是三年。
三年里，林默涵只收到过两封家书。一封是1951年，妻子说晓棠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虽然她还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意思。另一封是1952年，妻子说晓棠上幼儿园了，很乖，就是有时候会问“爸爸去哪里了”。
林默涵回不了信，也不能回信。他只能把思念写在日记里，把照片藏在书里，在无数个无法入睡的夜晚，对着照片上女儿的笑脸，一遍遍地看。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高雄港的夜晚即将来临，码头的灯火一盏盏亮起，像散落在海上的星星。
林默涵合上书，把《唐诗三百首》放回抽屉的最底层，锁好。然后他走到窗边，看着这座被夜幕笼罩的城市。
远处，左营军港的方向，隐约可见军舰的轮廓。更远处，是茫茫大海，海的那一边，是大陆，是家，是等他回家的妻子和女儿。
“晓棠。”林默涵对着夜色，轻声说，“等爸爸打完这场仗，就回家。”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墨海贸易行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个***在窗边的剪影。他站了很久，像一尊沉默的雕塑，融进高雄的夜色里。
而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处，军情局第三处的办公室里，魏正宏也站在窗边。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档案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沈墨。
档案很厚，里面记录了“沈墨”从抵达高雄到现在的所有行踪——他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生意往来，社交活动，事无巨细。但魏正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出什么破绽。
这个沈墨，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一个商人。
商人都有贪欲，有破绽，有见不得光的勾当。但沈墨没有。他做生意规规矩矩，交税及时，对员工大方，对合作伙伴诚信，就连贿赂官员，都做得滴水不漏——不是直接给钱，而是通过“合作”“投资”的名义，让对方合法地拿到好处。
这样的人，要么是真的正人君子，要么，就是伪装得极好的敌人。
魏正宏更倾向于后者。
他把档案扔在桌上，走到墙边。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台湾地图，上面插满了红色和蓝色的小旗。红色代表已确认的**嫌疑分子，蓝色代表可疑但未确认的目标。
高雄的位置，插着一面蓝色小旗，旁边用钢笔写着两个字：沈墨。
魏正宏盯着那面小旗，眼神阴鸷。他最近收到线报，说高雄可能潜伏着一条“大鱼”，级别不低，活动频繁。线报很模糊，没有具体指向，但魏正宏的直觉告诉他，这个沈墨，有问题。
“处长。”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来。”
一个年轻的军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处长，您要的左营海军基地的人员名单，整理好了。”
魏正宏接过文件，快速翻看。名单很长，从将军到士兵，从文职到后勤，足足几十页。他翻到文书科那一页，手指在一个名字上停住：张启明。
“这个人，”魏正宏指着张启明的名字，“查过了吗？”
“查过了。”年轻军官立正回答，“张启明，二十七岁，台南人，在左营基地文书科工作三年。上个月因为母亲病重请假回台南，目前还在假期中。我们派人去他老家看过，他确实在家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