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唯一的念头是：有些话再不说，就永远没机会说了。
于是她说了，用一吻。
现在想来，脸颊还有些发烫。但更多的是忧虑——如果她真的回不去了，那段话会不会成为他的负担？他是个背负太多的人，不该再有更多的牵挂。
火车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陈明月睁开眼，看见窗外是连绵的山峦。已经离开高雄地界，进入山区了。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乘客们的脸在光线变幻中显得模糊不清。
“查票了！查票了！”
乘务员的声音从车厢那头传来，带着两个警察。乘客们纷纷拿出车票和证件。陈明月也从包袱里取出证件，放在小桌上。
警察走到她面前，看了看证件，又盯着她的脸看。
“沈陈氏？”
“是。”
“一个人去台北？”
“是，家母身体不好。”
“你先生呢？”
“在高雄做生意，走不开。”
警察翻了翻证件，还给她。但没走，而是继续问：“住在盐埕区哪条街？”
“滨海二路十七号。”陈明月流畅地回答。
“邻居姓什么？”
陈明月心头一紧。这是个陷阱问题——滨海二路十七号是他们的安全屋，左邻右舍的情况她都背过，但警察突然这么问，是在试探她是否真的住在那里。
“左边是开杂货铺的林家，右边是教书先生王老师家。”她不紧不慢地说，“对面是空房子，听说主人去香港了。”
警察盯着她看了几秒，点点头，走向下一个乘客。
陈明月暗暗松了口气，手心全是汗。刚才那几秒钟，她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但表情控制住了，语气也够自然。这些都是在无数个夜晚反复练习的结果——林默涵扮演各种角色盘问她，从警察到特务，从邻居到亲戚，直到她的回答天衣无缝。
“真吓人。”旁边的妇人小声说，抱紧了孩子。
“例行检查吧。”陈明月轻声说，望向窗外。
火车穿过又一个隧道，黑暗吞没了一切。在绝对的黑暗中，她轻轻摸了摸发髻上的铜簪。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稍微安心了些。
这枚簪子是丈夫送的。他是她的上线，也是她的爱人。三年前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中枪时还死死抱着发报机。她找到他时，他已经没了呼吸，但手指还按在发报键上，像要敲完最后一个电码。
组织问她要不要撤离，她说不要。她接过丈夫的工作，接过这枚簪子，也接过了他未完成的使命。
后来组织安排她和林默涵假扮夫妻。第一次见面，她看见林默涵的眼睛，就明白了——他和丈夫是同一类人。冷静，坚韧，把信仰藏在最深处，像火种藏在灰烬里。
三年了。她看着他深夜不眠地分析情报，看着他面对特务盘问时滴水不漏的表演，也看过他独处时对着女儿照片发呆的样子。那些时候，她会想起丈夫。丈夫也是这样，永远把最柔软的部分藏起来，只露出最坚硬的壳。
火车驶出隧道，阳光重新洒进来。陈明月眨了眨眼，适应光线。
“太太，你哭了？”旁边的妇人小心翼翼地问。
陈明月抬手摸了摸脸颊，是湿的。她笑了笑：“沙子进眼睛了。”
妇人“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转头去哄醒来的孩子。
陈明月望向窗外。山峦起伏，绿意葱茏，偶尔能看见山间的小村庄，炊烟袅袅。这片土地真美，她想。美得让人心碎。
丈夫生前常说，等战争结束，要带她回老家看看。他说老家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春天开满映山红，秋天枫叶红得像火。他说要在山上盖间小屋，种点菜，养几只鸡，过最普通的日子。
“那时候，”丈夫说，“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不用躲，不用藏，不用说谎。”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她问。
“快了。”丈夫总是这么说，眼睛里有光。
可是他没等到。很多人没等到。
陈明月握紧了手。指甲嵌进掌心，疼痛让她清醒。她要等下去，要活着等到那一天。为了丈夫，为了林默涵，为了所有在黑暗里行走的人。
火车又穿过一个隧道。这一次，在黑暗降临的瞬间，她做了一个决定：如果这次能活下来，如果战争结束，如果……
她不要再把话藏在心里。
台北站到了。
陈明月随着人流下车，月台上人声鼎沸。她压低帽檐，快步走出车站，叫了辆三轮车。
“大稻埕，永丰颜料行。”
车夫拉着车跑起来。台北的街道比高雄宽敞些，建筑也更气派。但空气中弥漫着同样的紧张——街上巡逻的警察更多了，不时有吉普车呼啸而过，上面坐着荷枪实弹的士兵。
陈明月的心揪紧了。台北的局势，恐怕不比高雄轻松。
三轮车在大稻埕的一条小巷口停下。陈明月付了钱，提着包袱走进巷子。永丰颜料行在巷子深处，门面不大，招牌上的油漆有些剥落。她推门进去，门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店里光线昏暗，货架上摆着各色颜料。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柜台后打算盘，听见铃声抬起头。
“太太要买颜料？”
“想买点朱砂。”陈明月说。
老先生推了推眼镜：“朱砂有好几种，太太要哪种？”
“要颜色最正的那种，画符用的。”陈明月说，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三下——两长一短。
老先生眼神微动，但表情不变：“画符啊，那得用辰州砂。不过店里现在没货，太太要的话，得等三天。”
“三天太久了，我急用。”
“那……后堂还有一点存货，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