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黑、戴着老花镜的大妈，正在整理一叠表格。看到王浩进来，她扶了扶眼镜，上下打量了他几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神色（似乎是怜悯，又似乎夹杂着别的什么），然后指了指墙角一张堆满杂物的桌子。
“新来的？姓王是吧？那是你的位置，自己收拾一下。我姓赵，是这里的站长，也是你的带教老师。”赵大妈声音洪亮，带着老社区干部特有的直爽和一丝不容置疑，“你的工作很简单，早上先跟我去扫一下前面那条路的落叶和垃圾，然后回来接听居民电话，记录报修和投诉。下午跟我去3号楼和5号楼，有几户老人家里需要帮忙检查一下水电煤气。记住，态度要好，手脚勤快点，多听少说，尤其是别提你以前那些事，知道吗？”
扫地？接电话？记录投诉？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煤气？
王浩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羞辱感几乎要将他淹没！他王浩，竟然要像个最低等的清洁工、接线员、维修小工一样，在这些脏乱差的地方，做这些毫无技术含量、伺候人的下贱活？！
“我……我不会……”他艰涩地开口，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不会就学！”赵大妈眉头一皱，语气严厉起来，“谁生下来就会？到了这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拿这份工资，就得干这份活！别以为你还是什么少爷！赶紧的，拿上扫帚簸箕，跟我走！”
说着，不由分说地将一把竹扫帚和一个破旧的塑料簸箕塞到了王浩手里。
王浩僵硬地握着冰冷的扫帚柄，看着赵大妈已经转身走出门去的背影，再看看这间破败的办公室，以及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属于底层世界的老旧街景，最后一丝名为“体面”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
他像个提线木偶，跟着赵大妈，走上了那条尘土飞扬、落叶和垃圾随处可见的小路。清晨的寒风夹杂着灰尘灌进他的脖子，劣质工装粗糙的布料摩擦着他的皮肤。他笨拙地挥动着扫帚，动作僵硬，不是扫不干净，就是把灰尘扬得老高，引得几个早起买菜路过的居民侧目，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看，那就是王家那个……啧啧，真没想到……”
“活该！以前多嚣张，现在来扫大街了！”
“小声点，听说后台硬着呢，来这是‘改造’……”
“改造？我看是来受罪的！报应！”
那些或好奇、或鄙夷、或快意的目光和低语，如同细密的针，扎在王浩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他死死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只是机械地、麻木地挥动扫帚，仿佛这样就能将自己与这个可悲的现实隔绝开来。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几天，王浩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沦为打工仔”，什么叫“从云端跌落尘埃”。
他需要每天提前到岗，打扫服务站卫生，烧开水。然后接听那些充斥着各种口音、抱怨、甚至谩骂的居民电话——“我家水管又漏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修？”“楼上那家天天晚上吵死人，管不管啊？”“楼梯口的灯坏了三天了！看不见摔了人你们负责吗？”……他必须耐着性子，用最卑微、最客气的语气记录、解释、安抚，然后看着赵大妈将这些“任务”分派给真正的维修工，或者上报给街道。
他需要跟着赵大妈，穿梭在那些墙皮剥落、楼道堆满杂物、气味混杂的老旧楼房里，去探望独居老人，帮忙检查一下简单的安全隐患，听他们絮叨家长里短、抱怨身体病痛和生活不便。老人们浑浊的眼睛看着他身上的工装，有时会问“小伙子新来的？以前没见过”，赵大妈总会含糊地应付过去，但王浩能感觉到，有些老人似乎认出了他，目光变得复杂，不再多言。
他需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义务劳动”——清理卫生死角、搬运废旧家具、在社区宣传栏张贴通知……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像个被展览的怪物，在无数道或明或暗的目光注视下，做着最低贱的体力活，换取那点微薄到可怜的、象征性的“工资”。
晚上回到那间冰冷的临时宿舍，吃着“工作人员”送来的、寡淡无味的盒饭，王浩常常对着锈迹斑斑的铁窗发呆。身体的疲惫还在其次，那种深入骨髓的、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尊严的屈辱感，以及对未来无边无际的黑暗与绝望，才是真正要命的折磨。
他常常在深夜惊醒，浑身冷汗，梦见自己还在“悦榕公馆”的豪华公寓里醉生梦死，梦见父亲愤怒的咆哮，梦见林晓月冰冷的目光，梦见刘智那张平静得令人心悸的脸……然后，现实的冰冷和陋室的气息，会将他狠狠拉回地狱。
他曾试图打听父亲的消息，打听王家的现状，但“工作人员”守口如瓶，赵大妈也讳莫如深。他只能从偶尔路过报刊亭时瞥见的财经新闻标题，或者服务站那台老电脑上偶尔弹出的新闻推送中，捕捉到只言片语——“王氏集团正式更名”、“王建业接受调查”、“星海实业亮相”……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凌迟着他早已麻木的神经。
前男友沦为打工仔。
不，不仅仅是打工仔。是囚徒，是蝼蚁，是失去了一切光环、财富、尊严，只能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等待着最终审判的……罪人。
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是刘智！是林晓月！是顾宏远！沈万山！是所有落井下石的人！也是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长久以来的狂妄、贪婪与罪恶！
恨意，如同最毒的藤蔓，在绝望的土壤里，疯狂滋长，扭曲缠绕。
但他什么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