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被捕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虽未掀起王家覆灭、王氏集团易主那样的滔天巨浪，却也足以在他那早已因为王浩车祸、王家倒台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小圈子里，激起一片惊慌的涟漪与压抑的叹息。昔日那些围绕在王浩、陈强身边，一起“称兄道弟”、喝酒泡妞、做些灰色生意的“朋友”，如今更是噤若寒蝉，要么彻底断了联系，要么暗自庆幸自己当时“不够格”参与某些“大事”，逃过一劫。但真正受到最直接、也最沉重打击的，莫过于陈强那对老实巴交、一辈子勤勤恳恳、靠开个小五金店维持生计的父母。
陈强的父母，陈大福和赵桂兰，住在城市另一端一片更老旧、更拥挤的棚户区。当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敲开他们那间不过十几平米、堆满五金零件、散发着铁锈和机油味道的临街铺面后门，用公式化而冰冷的语气，告知他们“你们的儿子陈强，因涉嫌非法获取、向境外出售国家秘密情报、收受巨额贿赂等多项严重罪行，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时，两位年近六旬、头发已花白大半的老人，如同瞬间被抽走了主心骨，陈大福手里正拿着的一把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赵桂兰则眼前一黑，直接向后栽倒，若不是被眼疾手快的警察扶住，怕是当场就要摔出个好歹。
接下来的几天，对陈大福和赵桂兰而言，如同在地狱中煎熬。他们想尽办法打听消息，托人找关系，可得到的回应，要么是讳莫如深的摇头，要么是同情的叹息，要么是直白的警告“这事儿大了，别往里掺和，小心把自己也搭进去”。他们去拘留所，连人都见不到，得到的只有“案件正在侦查，不允许会见”的冰冷答复。他们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偷偷卖掉了那间赖以生存的五金店（虽然也值不了几个钱），想请个“好律师”，可稍微有点名气的律师一听案情涉及“境外”、“国家秘密”、“巨额美金”，要么直接婉拒，要么开口就是天价律师费，根本不是他们能承受的。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甚至想去市政府、去省里“喊冤”，可连门都进不去就被拦下了。
就在他们陷入绝望，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的时候，一个在派出所当临时协警的远房侄子，偷偷告诉他们一个内部消息：陈强这案子，最关键的人物，是那个被偷拍的人，叫刘智。好像是个医生，住在幸福家园。据说，陈强就是因为嫉妒这个人，又被人用钱收买，才去偷拍，结果惹上了天大的麻烦。而且，好像就是这个刘智，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和证据……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陈大福和赵桂兰眼前的黑暗。他们不懂什么“国家秘密”，也不完全明白“向境外出售”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犯了法，被抓了，可能要坐很多年牢，甚至……更糟。而这一切，似乎都跟那个叫刘智的人有关！如果……如果能求得那个刘智的原谅，如果他愿意高抬贵手，在警察面前说几句话，是不是……是不是强子就能判得轻一点？哪怕少坐几年牢也好啊！
这个念头，如同溺水者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们早已被绝望和恐惧压垮的心，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却无比迫切的希望。他们不敢再去找警察，不敢再去找律师，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素未谋面、却仿佛掌握着儿子生杀大权的“刘医生”身上。
打听到刘智在幸福家园社区医院上班，陈大福和赵桂兰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揣着卖五金店换来的最后一点钱（准备“表示心意”），穿着他们最好（其实也是最旧、洗得发白）的衣服，相互搀扶着，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一路打听，终于在下午时分，来到了位于老城区的幸福家园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不大，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外墙的瓷砖有些剥落。门口有个小小的院子，种着几棵掉了叶子的梧桐树，在冬日的寒风中显得有些萧瑟。进出的多是些附近的老年居民，步履缓慢，神色平和。
陈大福和赵桂兰站在医院门口，望着那扇有些陈旧的玻璃门，脚步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们这辈子，进过最大的“衙门”就是街道办和派出所，面对穿白大褂的医生，更是有种天然的敬畏和疏离感。更何况，他们现在是来求人，求那个可能一句话就能决定儿子命运的人。
“他爸……咱……咱们进去？”赵桂兰声音发颤，紧紧抓着丈夫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她的眼睛红肿，眼袋发青，显然已经哭了不知道多少回。
陈大福脸色灰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拉着妻子，迈着沉重的步子，推开了那扇玻璃门。
门诊大厅里，人不多，很安静，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挂号窗口前排着两三个人，走廊的长椅上零星坐着几个等待的患者。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那么安宁，与他们心中翻江倒海的焦虑和恐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们不知道刘智在哪个科室，只好怯生生地走到导诊台前。导诊台后坐着一位中年护士，正在低头整理病历。
“同……同志，麻……麻烦问一下，”陈大福的声音干涩沙哑，带着浓重的口音和难以掩饰的紧张，“刘智……刘医生，是在这儿上班吗？我们……我们想找他。”
中年护士抬起头，打量了他们一眼。两位老人衣着朴素甚至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