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
梁文超坐在自己房间里，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光线昏黄。
窗户半开着，外面的虫鸣声断断续续地传进来。
热带的夜晚闷热潮湿，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吹下来的风带着一点咸腥味，那是从海边飘过来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又拿出一支笔。
笔是普通的圆珠笔，蓝色的油墨，笔尖有点钝了。
他在纸角试了试，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笔尖落在纸上，他停了一下。
然后开始画。
一颗心脏的轮廓。
主动脉、肺动脉、左心室、右心室。
线条很准，是画过无数次的东西。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时候，他每周都要给实习生讲解心脏解剖，这张图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他在主动脉弓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圆点。
又在左心房的后壁画了另一个。
这两个位置是血管吻合的关键点，也是缝合时最容易留下痕迹的地方。
然后是缝合线。
他用虚线标出来，一种特殊的连续褥式缝合，针距比常规更密，每隔三针有一个故意的“顿挫”。
这种缝法不会影响器官功能，愈合后从外表看和普通缝合没有区别。
但如果做X光或CT，那些“顿挫”会在影像上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浪形痕迹，像是心电图上的小锯齿。
普通医生看不出来。
但如果有人知道要找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他的签名。
梁文超放下笔，看着纸上的图。
台灯的光落在那颗心脏上，线条清晰，标注精确。
他想起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
那是三年前。
不对，应该是两年零八个月。
那天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供体。
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昏迷状态。
身上有挣扎的痕迹，手腕上有勒痕，指甲里有血，那是被绑架时留下的。
右眼眶周围有淤青，嘴角有干涸的血迹，像是被打过。
梁文超看着他被推进来，放在空出来的那张病床上，插上管子，接上监护仪。
“这个心脏不错。”押送的人说，“客户等了半年了，下周手术。”
梁文超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他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供体了。
有的是偷渡客，被蛇头卖了几道手，最后落到这里。
有的是欠了赌债的，拿自己的命来。
有的什么都不是，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被人盯上了。
他们躺在那里，像是货物，等着被拆解。
以前梁文超会想办法让他们少受点苦。
偷偷调高镇静剂的剂量，让他们睡得更沉一些，或者在转运前多给一针止痛，让他们最后的时刻不那么难熬。
这是他能做的全部。
但那天他看着那个年轻人，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梁文超站在床边，看着那张年轻的脸，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心电波形，听着呼吸机有节奏的嘶嘶声。
那天晚上，梁文超躺在自己的小隔间里，睁着眼睛到天亮。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第二天，那个年轻人的心脏被取出来，送上了医疗船。
梁文超没有参与手术，但他看到了术后的缝合报告。
很标准，很干净。
他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报告上的缝合方式是常规的连续缝合，针距均匀，没有任何特殊标记。
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成型。
两周后，又一台手术。
这次梁文超被指派参与。
客户是个大人物，据说是某国的退休高官，手术团队人手不够，他被临时拉去当助手。
手术在医疗船上进行。
那是一艘改装过的货轮，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里面却是一座小型医院：无菌手术室、ICU、化验室，设备比很多三甲医院都先进。
手术很成功。
一颗年轻的肾脏被移植到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体内。
缝合的时候，梁文超的手抖了一下。
主刀医生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他以为梁文超是紧张，或者是第一次上船不适应。
没有人注意到，在血管吻合的最后一步，梁文超的缝合方式变了。
连续褥式缝合，针距更密，每隔三针一个“顿挫”。
这是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时，导师教他的一种特殊缝法。
是老教授年轻时在德国学的，说是能减少术后血栓的风险，但因为太费时间，后来没有推广开。
全世界会这样缝合的人不超过一百个，其中一半是他导师的学生。
那是他的签名。
手术结束后，梁文超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心跳得很快。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给那些器官打上标记。
如果有一天，某个权贵死了，被做尸检，法医会发现那颗肾脏的缝合方式很特殊。
如果有人来问，如果有人来调查，只要找到梁文超，他就可以指证，这颗器官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客户是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还活着，而且有人愿意听他说。
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在那个地下室里，没有武器，没有同伴，没有逃跑的可能。
他只有这双手，只有这门手艺。
他把它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从那以后，每一台他参与的手术，他都会留下“签名”。
不是所有供体都经过他的手，但那些级别高的、客户重要的，往往需要他这个“心胸外科专家”来把关。
南亚的人觉得他技术好、听话、不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