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办公室的灯光，在傍晚时分显得格外冷清。
杨博涛推门进来时，肩膀上仿佛还压着从民政部带回来的沉重。
那张曾经无数次挥斥方遒的脸上此刻只有深刻的疲惫和迷茫。
“怎么样？”徐平的声音从办公桌后传来，平静，却带着重量。
杨博涛摇了摇头，走到沙发边坐下，动作有些迟缓。
“难。”
他只说了一个字，然后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茶几上。
“法律法规层面的通道，理论上存在，但...是无人走过的路。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流程问题。”
徐平起身，走到一旁的茶水柜，没有泡茶，而是倒了两杯温水。
他递给杨博涛一杯，自己端着另一杯，在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预料之中。说说具体的。”
杨博涛接过水杯，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感受着那点微弱的暖意。
他是华兴“老兵”，曾执掌中央软件部的战略蓝图，规划过操作系统的未来路径。
去年夏天，当他早已离职，在南方小城陪伴病中父亲时，两通来自总部的电话，将他重新拉回了这个漩涡。
先是徐平的特别助理，后是姚尘风，话语里是同样的急切与宏大愿景：成立一个开源基金会，一个属于华国且面向世界的开源基金会。
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开源？开什么玩笑。
自己老了，这些新概念，还是让年轻人去折腾吧。
他更想守着家里的一方安宁。
但对方锲而不舍。
最终，他松了口，但提出了三个必须厘清的前提。
第一是公司的决心。
“这不是某个BG或者某个BU的心血来潮吧？这是需要最高层的背书才能推动的。”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郑总亲自听取过汇报，徐总、默总全力推动。这是公司级的战略投入。”
第二是法律上的可行性。
“在华国做国际化的开源基金会，有法可依吗？会不会做成一个怪胎？”
对方早有准备：
“法律团队和民政系统的专家已经论证了数月。
路径虽然新颖，但根基牢固，完全符合国家对于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的组织形式指导意见。”
第三是他最在意的主导权。
“如果让我出来，我不能只做个招牌。战略的方向、机构的气魄，我必须能参与塑造。”
他的职业生涯，核心就是谋篇布局。
对方没有丝毫犹豫：“请你出山，正是希望你来定义它的战略与灵魂。”
然而，当“华兴将开源核心基础软件”的风声不胫而走，内部率先炸开了锅。
质疑声从各个角落涌来：开源的边界在哪里？安卓体系的兼容代码如何处理？开源协议的法律风险如何规避？每一项都是足以让项目搁浅的大问题。
那段时间，杨博涛选择了暂时抽离。
他回到佛溪老家，关掉大部分通讯，让自己沉入开源世界的浩瀚资料中。
他研究阿帕奇如何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巨擘，剖析LinUX基金会如何平衡商业与社区。
深夜的书房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更是一次构建“技术公益共同体”的尝试。
在这个设想中的共同体里，代码是开放的，协作是跨越藩篱的，成果是共享的。
一个月后，他带着更系统的思考和更坚定的决心返回。
但理想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筹备工作的繁重超乎想象。
从无到有搭建一个符合国际规范又扎根华国的基金会，如同在岩石上播种。
他们要起草堆积如山的章程文件，要向业界反复解释开源基金会的理念与运作，要协调多家潜在发起单位那敏感而复杂的利益诉求。
他和伙伴们常常自嘲，他们既是播种者，也是改良土壤的人。
就在不久前，2020年初春，历经波折，“开物开源基金会”终于正式获批成立。
名字取“开物成务”之意，寓意通过开放共享的智慧，成就科技创新的实务。
华兴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汇聚产业力量，滋养鸿蒙生态，成为未来智能世界的创新引擎。
可揭牌的热度尚未散去，冰冷的现实已扑面而来。
“徐总，”杨博涛终于喝了一口水，声音干涩。
“两千万的创始基金，除了我们自家和两三家铁杆伙伴，其余的都悬在半空。
绿厂、蓝厂话说的客气，但字里行间全是防备。
他们要求白纸黑字写明基金会的‘去华兴化’，要求理事席位、技术决策权必须有硬性的制衡条款。
至于粗粮......”
他苦笑一声。
“我吃了三次闭门羹，第四次见到了一位副总裁，对方很直接：
他们不怀疑开源的价值，但极度怀疑华兴‘开源’的动机。
怕最后生态成了，果实却落回华兴的后院。
外面那些关于华兴喜欢‘吃独食’的旧账，现在全成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山。”
徐平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对策。
窗外，城市的夜色完全降临。
“老杨，这说明大家真的在认真看待这件事了。怕的不是质疑，是冷漠。”
办公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这时，门被敲响，陈默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毛衣，神色平静，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他显然听到了后半段对话，目光直接看向杨博涛。
“杨理事长，徐总，”陈默点了下头，在侧边的沙发坐下，“我刚整理完我们BU第一批准备贡献给开物基金会孵化的项目清单。另外，关于刚才谈到的...信任困局，我有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