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想起前世读过的金庸访谈，这位大师曾说过：“我写武侠，骨子里是想拍电影。每一场打斗，每一次相逢，在我脑子里都是镜头。”
所以金庸看懂了他的醉翁之意。
赵鑫忽然笑了。
他明白了明天见面要谈什么。
他重新铺开稿纸，但这次写的不是第九章，而是在扉页上写下几行字：
“致查先生：文字是静止的影像，影像是流动的文字。谨以此稿，献给所有在纸上做梦的人。赵鑫，1975年9月”
写完，他看了看时钟：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该睡了。
明天要见金庸，他需要最好的状态。
就在他关灯躺下时，九龙塘的一栋别墅书房里。
金庸正第三次，重读《上海滩》的手稿。
而这一次，他读的不是情节，不是人物，而是那些括号里的注释。
读完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不是打给报社，不是打给朋友，而是打给了一个，他很少动用但能量巨大的人。
“帮我查个人，”
金庸的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清晰，“重庆大厦307室，赵鑫。我要知道他的一切——从出生到现在，读过什么书，见过什么人，有没有接触过电影行业……特别是，他这种写法，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电话那头传来简短的回应：“明白，查生。三天内给您回话。”
金庸挂断电话，走到窗前。
夜色深沉，维多利亚港对岸的灯火稀疏。
1975年的香港正在沉睡，但有些东西正在醒来。
他想起稿子里许文强的一句话：“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吃人，但总有人不想被吃。”
而他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叫赵鑫的年轻人，是想吃这个城市，还是想改变它？
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分，赵鑫准时出现在《明报》大厦楼下。
他今天穿了件浅蓝色衬衫。
——前天在庙街夜市花八块钱买的，洗了一次有点缩水，袖口短了一截。
配一条深色长裤，帆布鞋鞋边刷得发白但很干净。
标准的“穷但有格调”文艺青年打扮。
走进大堂时，前台小姐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低头整理文件：“送稿子的放那边桌上。”
“我找查良镛先生。”
赵鑫平静地说。
前台这才重新打量他：“查生约了你？”
“三点，赵鑫。”
前台愣了足足三秒，手忙脚乱翻预约本。
“啊！赵先生！查生交代过，直接上三楼主编室！”她站起身，差点要鞠躬——那架势让赵鑫想起古装剧里太监迎接圣旨。
赵鑫心里暗笑：金庸连夜约见的消息，看来已经传遍报社了。
三楼主编室的门虚掩着。赵鑫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赵鑫第一眼看见的是满墙的书。
——不是装饰，是真看的那种，书脊都磨得起毛了。
然后才看见书桌后的金庸。
比后世照片上年轻，戴金丝眼镜，头发微卷，穿一件浅灰色羊毛背心，像个大学教授。
但眼睛很亮。
——那种能看透人心的亮。
“赵鑫？”
金庸站起身，绕过书桌伸出手，“查良镛。坐，茶刚泡好。”
两手相握。
金庸的手很稳，干燥温暖。
赵鑫在对面坐下，接过茶杯。
茶是普洱，陈香浓郁。
“林家明跟我说，你住重庆大厦。”
金庸也坐下，开门见山，“但《上海滩》写的是1930年的上海。法租界的街道、百乐门的舞曲、青帮的切口……连巡捕房怎么收规费的细节都有。你今年多大？”
“二十。”
“二十岁？”
金庸端起茶杯，透过氤氲热气看他，“你写的这些见识哪来的？”
赵鑫早有准备。
他放下茶杯，表情诚恳：“查先生，我说了您可能不信。”
“说说看。”
“两年前我生过一场大病，高烧三天。”
赵鑫缓缓说道，“病中做了很长很长的梦，梦见自己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上海。醒来后，那些画面、声音、气味都还在脑子里。”
他顿了顿，补充道：“医生说这叫‘既视感’，或者……前世记忆残留？”
半真半假。
真的部分，是这具身体原主确实生过病；
假的部分，是那些记忆，既有原主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经历，又有来自2025年之前看过的电视剧和史料。
金庸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忽然笑了。
“这个说法，比那些‘我祖父是上海大亨’‘我家里有秘传手札’的借口，还有意思。”
赵鑫心里一凛。
——姜果然是老的辣。
“但不管怎么说，”
金庸翻开桌上的手稿，“你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好。我昨晚看到这里——”
他翻到第七章，许文强撕毁冯敬尧送的那幅油画那段。
“这一段，许文强说‘这画上的上海是假的，真的上海在窗外，在码头，在那些饿死街头的乞丐眼睛里’。写得好。有血性，有眼睛。”
金庸抬头看赵鑫：“你知道现在香港人，为什么爱看上海故事吗？”
“请先生指教。”
“因为香港，就是小上海。”
金庸靠回椅背，“49年后旧上海没了。租界、洋行、帮派、一夜暴富的神话、转瞬间倾家荡产的悲剧……香港人看《上海滩》，看的是自己。”
这话深刻。赵鑫点头。
“所以我想写的不是怀旧，是现实。”
“用1930年的上海，照见1975年的香港？”
金庸眼睛更亮了。
“用任何时代的故事，照见任何时代的人心。”
金庸拍了下桌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