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该以简单的谋杀罪论之。
相较于恶逆，谋杀罪却是要轻上不少，该罪减一等，判绞刑。
并且，阿云是主动招供，符合《嘉祐编敕》中“犯罪未发，因盘问具招，可减刑一等”，应酌情继续减刑，也即判减罪二等，判处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放两千五百里即可。
登州是重镇，许遵此人，乃是以正四品的集贤殿直学士兼任登州知州，且有过大理寺任职的经历，州府官员自是不敢质疑，认同了“罪减二等”的判决。
知州判案，无有质疑，卷宗便呈到了刑部复核。
刑部复核，认同“许配无效”的认定，但反对自首减刑的认定。
其主要根据，则是《大周刑统》的两条规定：
一、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可免其非杀伤之罪，不可免其杀伤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也即，杀伤之罪，即便自首，也仅可减免引发其杀人的罪状，不可减免杀人罪。
就像盗窃杀人罪，由盗窃引起了杀人，若是有自首情节，便可酌情减免盗窃罪，但不可酌情减免杀人罪。
判罪的下限，就是杀人罪，不存在继续减刑一说！
二、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列。
这就更是一目了然。
根据《大周刑统》，阿云虽是主动招供，但算不上自首，不可酌情免罪。
论起判罚，肯定是以故意杀人罪为下限，从而判处的绞刑。
不出意外，卷宗打回登州，建议判处绞刑，而非入狱、杖刑，亦或是流放。
本来，要是许遵遵从了刑部的建议，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但不巧的在于，作为重镇知州，正四品官员，许遵正谋划着熙丰七年入刑部，亦或是大理寺任职呢！
卷宗被人打回重审，引起了不少刑部、大理寺的人议论，甚至隐隐都有政敌意欲趁机弹劾，试图说明他断案不专业，不宜擢升。
然后
许遵不干了！
老子是根据先帝敕令判的！
刑部根据《大周刑统》，自是有理有据。
但他许遵，难道就是没有根据就胡乱判罪的人吗？
《嘉祐编敕》，这可是先帝的敕令！
许某依据先帝敕令判罚，你凭什么是说判得有问题？
就此，许遵干脆怒而上奏，一道文书呈递到了大相公江昭的手上。
就这样，这么一道小小案件，引起了庙堂百官的注意。
本来，这也就算了。
无非中书省颁下一道敕令，予以特赦即可。
关键在于，有点不巧！
近来，不少已经退出庙堂、“居江湖之远”的变法反对者，隐隐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搞起了“道统之争”。
这些人，试图通过对《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六大典籍的诠释与传播，从理论学说上否定变法新政。
总之，就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
连不可轻变的“轻”字都没了。
反对者不老实，支持者也毫不弱势，以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为主，几乎是天天论道，半点不怂。
而事实就是，程颢、程颐、苏辙、曾布几人，单拎出来一位都足以开宗立派，几人一起合力，无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水准。
反对者辩论不过，节节败退。
恰好，《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的矛盾，让反对者瞅见了机会。
就此，道统之争、敕律之争，合二为一。
所谓律令，也就是国家基本法典——《大周刑统》。
敕令，也即君王，亦或是中书省颁布的暂时性诏令，囊括了司法和庶政两部分。
这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中央权威的体现。
其中，自秦汉至唐初，律令和敕令一旦相违，都是都是以律令为主，律令高于敕令。
自唐初至五代十国，中央集权越来越高，律令、敕令则是隐隐并驾齐驱，乃至于敕令隐隐高于律令。
不过，大周一朝，却是从未有过相关争论，尚未正式决出高低。
此外，治国理政，九成九的政令，其实都是敕令。
这主要是律令不可更改的缘故，变法者唯有以敕令为变法政令的主要载体。
反对者注重敕律之争，主要就是律令几乎不会有任何变更，可谓是典型的“祖宗之法”。
律令是君王亦或是中枢根据治政需求暂定，偏向于“暂时性”。
唯有偶尔的一些已经偏向于可百十年长久执行的敕令，方才有可能被编为编敕，也就是类似于《嘉祐编敕》的形式。
但不论如何，律令就是律令，敕令就是敕令。
阿云案，就此演变为了敕律之争，反对者与支持者的理论之争。
由此，庙堂之上，也就有了关于阿云案的三大辩论：
其一，就是是礼大还是律大？
这一论题，本质上也就是阿云究竟是不是“妻杀夫”。
刑部的人认同许遵的观点，达成了意见一致，但太常寺和礼部的一些人却是不太认同。
主要是从“礼”的角度，阿云的叔父已经受了彩礼，阿云和韦阿大已经到了纳采的地步，构成结亲事实。
就算是阿云尚在服丧，也不影响这一事实在礼教层面被认可。
不过，这一争论水花不大。
主要是太常寺和礼部也内讧，不少人还是认为服丧钦定婚事不合礼制在先，纳采在后，两者有一定的先后顺序，许配不合礼制，也不合法。
其二，阿云算不算自首？
这一争论，根据《大周刑统》和《嘉祐编敕》，各执一词，难有分说。
其三，究竟是律令大，还是敕令大？
这是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的核心点，也是大理寺、刑部和其他司衙的争论核心点，也是道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