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就一个字即可概括——重！
当然，这并不让人特别意外。
燕云十六州入手，也即意味着大一统可成，千古一帝、世宗皇帝，都并非难事。
以赵官家的性子，自是得丰隆大赏。
作为暂理国政者，臣子功绩第一人，大相公江昭受到重封，实属正常。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乏有人暗吸冷气，为之心惊。
无它，太重了！
此次，关于大相公的封赏，并不繁杂，主要就五种：
其一，为官位封赏。
也即特授太傅。
作为正一品的宰辅大相公，兼太子太保，江昭晋为太傅，尚在预料之中，并不让人意外。
这也算不上重赏，仅仅是较为常规的晋升。
其二，为爵位封赏。
也即从韩国公晋为魏国公。
这一封赏，就比较有重量。
凡国公封号，公认的有四等。
一等为周。
二等为秦、楚、齐、魏。
三等晋、燕、韩、赵、吴、越。
四等不入流。
从韩国公晋为魏国公，也即从三等晋为二等。
这可不是小封赏！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于非入仕为官的人而言，这可能仅仅是常规性的封号晋升，并不稀奇。
但，唯有宦海官员可知，尚未致仕就受封魏国公，含金量是何其之高。
其含金量，主要是在于江昭致仕或者亡故过后可能存在的追赠问题。
一般来说，同一等的封号，都是平等的。
类似于晋、燕、韩、赵、吴、越，即便几大封号存在着实质性的晋升，从魏国公到齐国公，也是被视为一种晋升。
但，从本质上讲，两者是平等的，都是同一档次。
这一点，但凡是涉及追赠，就会特别一目了然。
追赠，都讲究“晋等”。
就像富弼大相公，以郑国公致仕，就追赠为韩国公，从不入流转为三等。
内阁大学士范仲淹，以汝南郡国公致仕，也追赠为魏国公，从不入流转为二等。
大相公赵普，尚未致仕就受封魏国公，死后追赠为真定王，从国公晋升位王爷。
当然，也存在一些封号并未晋升的人。
类似于晏殊、杜衍，都是政绩较浅，亦或是政斗失败，并未有相关的封号晋升。
但不论如何，一旦晋升，肯定就得晋等。
也即，要么就不晋升，要么就“晋等”。
这也就使得，人臣的封号九成九以上都维持在“三等”极其以下，上限就是晋、燕、韩、赵、吴、越。
为的，就是让其还有晋升的余地。
这一点，就连宠臣、权臣的先大相公韩章，也是一样。
其执政十三年，公爵封号足足晋升了几次。
即便如此，其也是致仕前夕方才从韩国公晋升为魏国公，位列二等。
致仕前夕晋升，肯定是有“加赠”的意味。
通常来说，一旦享受了加赠，就不太会享受“追赠”。
也因此，就算是以韩章的资历，是否能死后封王，也还是没有定数。
而作为韩国公，理论上江昭还有足足两次进步机会。
一为燕国公，一为晋国公，都是三等封号。
结果，官家竟是将其一步晋为了魏国公！
这是什么？
这就相当于一种承诺——死后，不出意外，必定封王！
至于说有没有可能死后不封王？
有可能！
不过，可能性几乎为零。
死后“不晋等”，无非是政斗失败，亦或是政绩太差。
然而，且不说江昭不太可能政斗失败，就算是其真的政斗失败，也未必不能“晋等”。
毕竟，从来就没有政斗失败就必定不能晋等一说。
若是影响力较高，亦或是政绩为上乘水准，一样能晋等，内阁大学士范仲淹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就以江昭的政绩和影响力来说，但凡后半生不声名尽毁，基本上是稳稳的晋等，死后封王。
主要在于，大一统几乎是其一手促成。
但凡修大周史，熙丰年间定然是重点。
而熙丰年间，又有两位重点人物。
一位官家赵策英，另一位就是变法新政的唯一核心——江昭。
此外，就算是一时不敕封，后世人也有可能敕封。
绝大部分重臣，一生都仅是在致仕，亦或是死后会有一次晋等的机会。
但，一些较为特殊的重臣，却几乎是代代敕封。
江昭，无疑就是此中行列的人。
后世赵氏君王，但凡不是傻子，就肯定会重重追封江昭。
也因此，晋等魏国公，于江昭而言，也即意味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死后封王！
其三，为有关于特殊荣典的赏赐。
丹书铁券！
通俗一点，也叫免死金牌。
大周一朝，免死金牌很少。
一方面，主要是赏赐下来的就少。
百年国祚，除了太祖年间有过关于丹书铁券的赏赐以外，其余时间都没有赏赐过丹书铁券。
就连太宗皇帝，也是如此。
究其缘由，主要就是丹书铁券的赏赐门槛实在太高。
除了开国的一些国公、侯爷以外，其余人甚至都没资格摸到门槛。
另一方面，主要是免死金牌被消耗了一些。
自太祖至官家，较为大型的政治清算可是一点也不少。
太祖年间，烛影斧声，千古佳话。
太宗年间，兴兵北上，不幸大败。
真宗年间，宗室过继，从龙之争。
先帝年间，太后垂帘，皇后废立。
一桩桩，一件件，总有一样会让人上当，不幸站错队伍。
时至今日，已是唯有寥寥几户人有免死金牌。
这一点，从上次江昭遭到刺杀，连抄二十三户将门勋贵都没有人掏的出来半枚免死金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