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冬，闽北山区。
一辆满载粮秣的骡车，沿着蜿蜒的山道，吱呀吱呀地向建宁府城方向行进。
沈葆桢裹着一件半旧的棉袍，坐在车辕上，看似闭目养神，实则锐利的目光不断扫过沿途的村庄、田垄与行人。
他本可凭儿子沈玮庆在信中的安排，在邵武府便亮明身份，由光复军一路护送至建宁。
但那篇石破天惊的《海权时代》，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决定隐匿行迹，就以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身份，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去真实地丈量、审视这片被“粤匪”占据、却传闻中秩序井然、生机勃勃的土地。
他想知道，光复军的“新政”，究竟给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确实让他看到了许多“新鲜玩意儿”，心中震动不已。
最直观的，是屯垦的规模。
他亲眼见到，在闽北的山间盆地、河谷地带，大片大片的荒地正被开垦出来，无数人正在田间地头忙碌。
与车夫攀谈才知，这些人里，竟有相当一部分是翼王石达开当初从安徽、浙江带出来的老部下家属！
光复军实行“精兵简政”，将队伍中老弱妇孺、不适合征战者剥离出来，连同部分伤愈士兵，组成“屯垦营”，就地安置，分给田地，令其耕种。
车夫啧啧称奇：“听说有好几万人呢！都是跟着翼王从老家出来的，分了地，心就定了，当兵的在外面打仗也踏实！”
“这叫……叫什么‘军属优待’！”
“军属优待？”沈葆桢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名词。
“是，就叫这个词，宣讲队的人说过，不仅是跟着翼王的老兄弟能享受这个优待，咱们福建人，只要去参加光复军，全家都会有这个优待。”
车夫炫耀一般道：“我儿子，现在就在新兵营训练，我能运粮，就是靠了军属这个身份。”
沈葆桢听着心中暗惊。
这个军属优待，可太妙了。
以往流寇作战，携家带口，既是累赘，也易生乱。
石达开此举，非但解决了包袱，更将数万与军队血脉相连的人口牢牢扎根于新占区，化为了最稳固的后方基石。
有了恒产，方有恒心，军心士气自然稳固。
更为关键的是，在基层，这些军属将成为光复军统治地方的重视拥趸。
这一猜想，也在他看到了光复军在地方推行的税赋新政中得到了印证。
光复军推行的“纳税新制，完粮纳税”，以及这套制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的重塑。
让他的内心，震动不已。
作为深谙传统王朝治理之道的官员，沈葆桢太清楚“皇权不下县”之说在清代早已名存实亡。
摊丁入亩之后，人口激增，基层行政事务繁杂，胥吏队伍恶性膨胀。
州县官员往往依赖乡绅、胥吏乃至宗族势力来管理乡村、征收赋税，由此滋生了无尽的盘剥与腐败。
胥吏借机敲诈，富户成为重点勒索对象，税收实际负担数倍于法定额度，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逃亡之事屡见不鲜，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能一呼百应的深层土壤。
他不由得想起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在湖南的实践。
为支撑湘军的饷银，他们开创性地利用“士绅”力量，设立“公局”，征收“厘金”，整顿赋税。
绕过腐败的胥吏系统，甚至架空部分地方官员，形成了所谓的“公局政治”，士绅权力空前扩张。
这才使得湖南财力暴增，支撑起数万湘军的作战。
这已是清廷体制内一种无奈的、借助地方精英的治理创新。
然而，光复军治下的建宁府，做法却更为彻底，也更为……“怪异”。
沈葆桢看到，各村镇设有“乡公所”，但主事者并非传统乡绅，而多是军属或有威望的本地良民，由光复军后勤部门直管。
还有穿着统一制服，戴着袖章的的“宣传队”在田间地头，用最质朴的福建方言，向围拢的农民一遍遍讲解新的税收政策：
“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粮食直接送到乡公所，按官斗过秤，当场给收据，绝无苛扣”。
这些军属，因其家人在前线，与光复军利益深度绑定，且在新政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故而执行力与忠诚度极高。
他们组织人手，丈量田亩，建立鱼鳞图册，一切都力求公开透明。
更令他惊讶的是，没有随意摊派的徭役，但到了农闲，乡公所会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挖塘筑坝，言明是为本乡本土谋福利，故而民众积极性颇高。
整个过程，没有胥吏的敲骨吸髓，没有乡绅的层层转嫁，也没有强迫的徭役摊派。
有的，是清晰简单的规则，是相对公平的负担，是看得见的公共服务。
沈葆桢站在一处正在加固的河堤上，看着下面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心中波澜起伏。
他意识到，光复军正在用一种近乎“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着延续千年的乡村权力结构。
他们不是依靠某个阶层的精英，而是试图建立一套直接与底层民众对接的、去中介化的治理体系。
税赋公平了，中间盘剥消失了，农民负担减轻，自然拥护。
也正因如此，他一路行来，看到各处征兵点前，报名参加光复军的福建本地青年竟异常踊跃。
这不仅仅是《光复新报》宣传的感召，更是这套新制度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切身的、看得见的利益与希望，让他们愿意为之而战。
“石达开啊，石达开，你难道是汉高祖明太祖式的人物吗？”
沈葆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