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又能收抑制豪强、保护小民之实效。此所谓‘刑不上大夫，然害民之大夫必刑；礼不下庶人，然守法之庶人必礼’。”
李瑾这番话，引用了古语，却又加以改造，提出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折中方案：不直接否定特权制度的形式，但在实质上通过具体罪名的设定和程序的严格化，大幅压缩其滥用空间，将“平等”的精神，渗透到具体的、关乎民生的法律条款中去。
馆内一时安静下来，众人都在消化太子这番话的含义。这不完全是刘晏等人期望的激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比徐文远等人坚持的完全保留旧制，已是巨大的进步。它更像是一种“实质平等”的追求，在承认现实等级差异的前提下，试图用法律来约束强权，保护弱势。
刑部郎中裴谈沉吟道：“殿下此议，颇中肯綮。于司法实务中，许多弊端，正在于权贵借‘八议’、‘请减’之名，行脱罪之实。若能在律文中明确某些重罪不适用或严格适用特权，并辅以严格的程序监督，确能大大减少不公。只是……”他略有迟疑，“如何界定‘害民’、‘贪渎’？标准由谁掌握？执行之中，恐仍有空子可钻。”
“所以需要详密的法条和严格的程序。”狄仁杰总结道，“新律之《名例律》（总则）当申明原则；《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分则，需针对具体罪行，细化规定。同时，必须强化《断狱律》，对诉讼、审讯、判决、复核诸程序，做出严密规定，防止官吏玩法。譬如，可规定：凡涉及品官勋贵之案，州县无权终审，须报刑部、大理寺复核；凡适用‘议、请、减、赎、官当’者，其理由、过程、结果，均需记录在案，层层上报，以备核查。”
这时，一直在旁记录、较少发言的苏味道忽然开口，他文采斐然，心思细腻：“下官以为，除了在律文中限制，或许还可在‘名’与‘实’上做些文章。例如，保留‘八议’之名，但可改称为‘八议程序’，强调其乃一种特殊的司法审议程序，而非当然的减免特权。罪犯仍需经过严格的审讯、举证、审议，最终是否减免、如何减免，需由特定机构（如三司）合议，并附详细理由奏报。如此，既存古礼之名，又收限制之实，或可减少阻力。”
这个“正名”的建议，让狄仁杰和李瑾都微微点头。在重视“名分”的古代，名称的改动，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缓冲作用。
然而，最大的难关，还在于如何对待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皇权。法律能否约束皇帝？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哪个修法者敢公开提出。但在具体条款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如幽灵般无处不在。
讨论到涉及“大不敬”、“危害社稷”等罪行的条款时，一位较为保守的学者小心翼翼地说：“此类罪行，关乎君父，自当从严，且需特事特办，或可由诏狱直接处置，不必拘泥常法。”
刘晏立刻反驳：“若‘大不敬’可随意解释，不经法定程序即可处置，则与索元礼、来俊臣等罗织何异？新律欲纠其弊，正当对此类罪名做出最严格限定，明确其构成要件，并规定即便此类案件，也需经过大理寺、刑部乃至三司会审，方可定罪量刑。至少，皇帝亦当尊重其亲自下令修订的法律程序。”
“放肆！”柳璨厉声道，“陛下乃天子，口含天宪，法自君出！岂有以法绳君之理？此乃大逆不道！”
馆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刘晏自知失言，脸色发白，但仍倔强地站着。所有人都看向狄仁杰和李瑾。
狄仁杰神色凝重，缓缓道：“刘员外郎忧心诏狱滥用，其情可悯，其言过激。陛下乃天下之主，律法乃陛下钦定以治天下。陛下圣明，自会依法行事，为万民表率。新律之设，正在于将陛下爱民、慎刑之圣意，著为常典，使天下臣工有所遵循，不致滥用陛下权威，祸乱朝纲。”
这番话，既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将皇帝置于“依法行事”的模范位置，同时点明了立法的目的之一是防止官员滥用皇权，可谓滴水不漏。李瑾也适时补充：“狄公所言甚是。新律之精神，在于‘君臣共守’。陛下以律法治天下，臣民以律法守本分。律法愈明，程序愈清，则奸邪愈无所遁形，陛下之圣德亦愈彰。故，涉及非常之罪，程序尤需严谨，非为限制君权，实为彰显君权之公正，杜绝小人借端生事，此亦为陛下计也。”
将“程序公正”与“彰显君德”、“杜绝小人”联系起来，巧妙地绕过了“以法限君”的敏感雷区，为在具体条款中增加对特殊罪行的程序约束，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立足点。
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学馆内的辩论与合作在更具体的层面展开。围绕“平等”原则的落实，新律草案一点点艰难地成型：
• “八议” 被保留，但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且明确“十恶”等重罪原则上不得适用；适用“八议”者，仍需经过三司详细审议，并最终由皇帝裁决，且需记录详尽理由。
• “请、减、赎、官当” 的具体条件被大幅提高和细化。“官当”明确不适用于赃罪、枉法、杀人等重罪；“赎刑”的金额标准被提高，并与家产挂钩，防止成为富人脱罪工具。
• 在《职制律》 中，增设了大量关于官吏贪渎、渎职、枉法的具体罪名和罚则，并明确规定此类罪行“不在请减赎当之限”，或“虽有请减，不得全免”。
• 《户婚律》 和《杂律》 中，加强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