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害。诸公皆各有所长，于此事亦思虑日久，今日但请畅所欲言，定一可行之法。”
太医署令率先开口，他年事已高，经验丰富，语气谨慎：“殿下，医药关乎人命，最是紧要。夷人医术，有奇技，如那金针拔障、缝合伤口，确见奇效。然其论理，多从四体液、寒热干湿出发，与我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之说，大相径庭。更有甚者，其用药剂量、放血疗法，往往凶猛，稍有不慎，便是杀生而非救命。臣以为，可取其具体技法、验方，但需在我医理框架下反复验证、调整，去其峻猛，化其平和，方能施用。 至其医理根本，与圣学相悖者，当弃之不用。”
司天监监正则从天文历法角度提出看法：“殿下，天象关乎天命，历法系乎农时，不可不慎重。大食历算，于五星行度、交食测算，确有独到，其观测仪器亦颇精巧。然其宇宙模型，谓地静居中，日月星辰绕行，此说……与我朝主流之浑天说虽非全然矛盾，然细节多有不合。且其历元、纪年，皆从其教，若全盘采用，恐有淆乱正统之嫌。臣意，可取其测算之‘术’，精我校验之‘器’，但其根本之‘道’与名目，当仍从华夏。 比如，采用其更精密的算法，但纳入我《大衍历》体系之中，星宿名称、节气划分，仍依我旧制。”
国子监算学博士的态度相对开放：“殿下，算学乃工具，本无华夷之分。大食数字、符号，书写运算确较筹算便捷，其代数学于解方程、测田地、计工程，尤有速效。其几何证明，亦条理清晰。此等学问，但取其简便实用即可，如同我朝取胡床、胡椅为坐具，取其舒适，无关礼法大义。 可将其算法、符号，与《九章》等传统算经并列教授，使学生多一利器。”
将作监大匠更关注实用技术：“殿下，夷人工艺，如那玻璃烧制、彩色窗画、新式水车、精炼刀剑之法，多有可取。尤其那‘蒸馏’之术，于提纯药物、酿造美酒，乃至提取花露香油，皆有大用。此等技艺，最重实效。可令工匠依其法试制，能成且佳，则用；不成或劣，则弃。不必问其理出何处，但看其物是否合用。”
两位儒臣的忧虑则更深一层。一位道：“殿下，学问技艺，固可博采。然根本之道，在于人心教化，在于纲常伦理。 今所来诸学，多与夷教相伴，或其背后自有其理，若只取其‘术’而不知其‘道’，恐学者潜移默化，久之，心向夷风，背弃圣学。譬如学其医术，渐信其四体液之说；学其天文，渐从其地静之论。此所谓‘习其技而浸其心’，不可不防。当严定界限，凡与我名教纲常相悖之说，无论其术如何精妙，一概不取，且需明示其非。”
另一位补充：“更有甚者，其学问中，或有涉及天地生成、万物本源之论，此已涉‘天道’、‘性命’ 根本，与我儒家圣贤之道迥异。此等根本之理，绝不可混淆。当令译书者、讲学者，凡遇此等关隘，需以按语、注释形式，申明我华夏正理，批驳其谬，以防学子误入歧途。”
众人的意见，清晰地分成了几个层次：实用技术层面最易接纳，自然科学（天算医药）需谨慎验证、选择性吸收并努力“化用”，而涉及宇宙观、价值观、伦理根本的“道”的层面，则必须严防死守，甚至要主动批驳。
李瑾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案几。待众人说完，他沉吟良久，方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
“诸公所言，皆有其理，瑾受益匪浅。今试言吾之浅见，与诸公共商。”
“其一，首重实用，以效为准。 凡有益国计民生、能解实际难题之技艺、算法、医方，无论来自何方，当积极引介，大胆试用。如匠作之新法，算学之捷术，医药之外科，但经反复验证，确有实效，便当推广。此所谓‘器惟求新，效惟求实’。”
“其二，验而后信，化而用之。 天文历算、医药理论等，关乎自然之理，其说或有异于我。不必骤下断语，亦不必全盘照收。当以实测、实验、临床为凭。其说能解释现象、预测精准，则暂取其说，或补我之不足。若其说与我相悖，而实测又证其有验，则需深究，是我之理未尽，还是其说片面？可存异求同，并行探讨。最终目的，是以我为主，化外来之学，丰富我学体系，而非被其替代。 譬如医药，可设‘夷术验证所’，将大食外科之法，在我医理指导下，谨慎试用，积累病例，总结经验，终将化入我中华医术之中，而非另立门户。”
“其三，严辨本末，固我根基。 诸公所忧‘习其技而浸其心’，乃至动摇根本，此实为金玉良言。我华夏立国之本，在于圣人之教，在于伦理纲常，在于忠孝仁义。 此乃万世不易之根基，绝不可动摇。故对于外来学问中，涉及人伦道德、天道性命、政教根本之说，当以我为主，严加辨析。凡有悖逆，坚决摈弃，并需在译介、讲授时，明确指出其谬，申明我正道。 可于文献馆下设‘义理勘校厅’，专司此类审查。译书必附按语，讲学必先正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继续道：“其四，分而治之，各得其所。 可将外来学问，大致分为三类：一曰‘技艺之用’，如工巧、算法、部分医药技术，可直取之，广用之；二曰‘自然之知’，如天文、地理、博物、部分医理，可验证之，化用之，存疑处可并存之，留待后人；三曰‘义理之说’，如夷教根本、宇宙本源（与其宗教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