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自身也在竭力发展“造血”能力。
澳洲在努力推广适应本地气候的作物（如尝试种植东南亚传来的稻种，培育本土可食用植物），发展畜牧（引进的猪羊与本地袋鼠、鸟类资源结合），甚至开始小规模开采发现的煤矿、铁矿（若有）。金山更是野心勃勃，黄金是其最大资本，李范奏请开矿设厂，就是想摆脱在关键物资上受制于人的局面，甚至梦想有朝一日能反向输出。文莱、星洲则利用其枢纽地位，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和本地手工业（造船、香料加工、货物仓储），财富积累迅速。
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贸易航线正在艰难但持续地运作。从明州、扬州出发的船队，载着丝绸、瓷器、铁器、书籍、工具、甚至奢侈的家具、乐器、锦缎，驶向金山，换回黄金、毛皮、一些美洲特有的物产（如可可豆、烟草，此时可能被视为药材或新奇作物），以及关于“新大陆”的更多信息。这条航线利润巨大，但风险极高，被称为“金山道”，亦有“十船去，六七还”的凶险传说。尽管如此，冒险前往的商人、淘金者、手工艺人依然络绎不绝。本土与藩国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奢侈品、贵金属、关键生产资料为主的特殊长途贸易模式。
然而，经济利益也开始滋生矛盾。朝廷希望控制黄金流入的节奏和规模，避免冲击本土货币和物价，但金山王李范显然希望更快更多地开采、输出黄金，以换取更多资源和自主权。朝廷的市舶司试图垄断或至少严格管理这条利润丰厚的航线，但民间走私和藩国私下与商贾交易的情况已初现端倪。是坚持中央管控的朝贡—特许贸易体系，还是逐渐放开，允许更自由的贸易？如何分配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朝廷、藩国、民间商贾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
文化与认同：根脉与新枝的彷徨
最深刻也最潜移默化的变化，发生在文化与认同层面。
在“新长安”，第一代移民依然日夜思念着“唐山”（他们对故土的称呼），严格按照中原习俗过年节、祭祖先，教导子女乡音和《千字文》。但他们的子女——那些在澳洲红土上出生、长大的“新长安二代”——对“大唐”的认知，更多地来自父母的口述、有限的书籍和官方文书。他们熟悉袋鼠和桉树，可能胜过了解长安的朱雀大街；他们的口音可能带着父母方言与当地土语混合的奇怪腔调；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适应着这片干燥而奇异的土地。
在“金州”，情况更为复杂。淘金热的喧嚣、与土著时而冲突时而交易的紧张、严酷的拓荒环境，催生了一种更加粗粝、务实、甚至带点野蛮的群体性格。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教诲，在这里可能不如一把锋利的斧头或精准的射术来得实用。一种混杂了唐人的技术、组织能力，淘金者的冒险与逐利精神，以及不得不与自然环境、土著文化妥协适应的、独特的“金州气质” 正在形成。
在文莱和星洲，文化的混合更加显著。唐人与马来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通婚（尽管官方不鼓励但实际存在）产生的混血后代开始出现；佛教寺庙可能与本地神祠比邻而居；唐语、马来语、阿拉伯语词汇相互借用；饮食、服饰、建筑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融合特征。这里的唐人，对“南洋唐人”的身份认同，可能渐渐与“中原唐人”产生微妙区别。
朝廷对此感到隐忧。礼部官员在讨论是否应加大向海外派遣儒生、加大经书典籍输送力度，甚至提议在条件成熟的藩国设立“海外府学”，试图强化文化纽带。但远水难解近渴，且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能否抵得过每日生活其中的、自下而上的文化适应与创造，是个巨大的问号。
军事与安全：羽翼渐丰的双刃剑
各藩国为了生存和扩张，都在竭力壮大自身的武装力量。澳洲王李琮依靠相对稳固的据点城墙和谨慎的“以夏变夷”策略，军事压力较小，但也在训练府兵，防备内陆未知威胁。金山王李范则最为激进，其麾下不仅有一支以早期护卫军为骨干、吸收冒险者和雇佣土著组成的“金山卫”，还开始建造小型战船，巡航附近海域，甚至与沿海其他印第安部落或可能的其他海上势力（此时尚不明确）发生冲突。文莱、星洲的水师和卫戍部队，则更多用于维护贸易线路、镇压海盗、威慑周边土著政权。
这些武装力量，名义上都是“大唐某某王卫队”或“某某都护府兵马”，接受洛阳的遥领。但实际上，其兵员补充、粮饷筹措（部分靠本地，部分靠贸易和朝廷补贴）、作战指挥，已基本由藩王自行决定。朝廷能够施加的影响，除了道义名分、有限的物资支援，就是对其高级将领的任命（往往也是藩王推荐，朝廷追认）。这些海外武装，既是帝国威慑力的延伸，保护着贸易线和开拓点，也逐渐成为藩王们巩固自身统治、甚至对外扩张的利器。 朝廷既需要它们镇守边疆、开拓新土，又难免担忧其坐大难制，甚至将来某一天，刀锋会转向不该指的方向。
苏琬在整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奏报、书信、乃至民间流传的海客谈资时，深感问题的复杂与深刻。她提笔在史稿中论述道：
“永昌中，裂土海外，四藩既立，倏忽数载。 其始也，朝廷视之，如臂使指， 虽万里之遥，诏令朝发，而夕期其奉。 然岁月既往，情势渐异。 地理之悬隔，如天堑难逾，政令之往复，动辄期年， 致使中枢之权，日削于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