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谢我，”吴阿姨摆摆手，“按时交租就行。还有，亭子间不准用明火，不准带不三不四的人回来，晚上十点后不要有大的声响。违反任何一条，立刻搬走，押金不退。”
陈默点头，把钥匙攥在手心。
吴阿姨下楼去了。陈默一个人在亭子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窗边，用力推开积满灰尘的窗户。灰尘簌簌落下，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老房子特有的霉味和远处飘来的煤烟味。
他探出头。窗户正对着邻居家的山墙，墙是红砖的，缝隙里长着青苔。两栋建筑的距离如此之近，他几乎能看清对面墙上的每一道裂纹。光线被高墙挡住，即使是在正午，这个房间也不会有一丝阳光直射。
但陈默不在乎。他有地方住了，每月三十块，在他的预算之内。而且钥匙在手，这是他的空间，没有人会在他睡觉时打呼噜，没有人会抽烟熏得他睡不着。
他把挎包放在床上，开始打扫。楼下天井有公用的扫帚和抹布，他借来清扫灰尘。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地板、墙壁、桌椅擦干净。床板上的褥子又薄又硬，散发着陈旧的气味，他拿到窗口用力拍打，灰尘在狭窄的巷道里飞扬。
中午，他去弄堂口吃了碗阳春面。八毛钱，清汤挂面，撒了点葱花，但热腾腾的，吃完后身体暖和起来。下午，他用剩下的钱去旧货市场买了几样必需品：一个搪瓷盆（一块二），一个热水瓶（两块五），一床旧棉被（五块），还有一沓旧报纸（两毛钱，用来糊墙）。
回到亭子间，他用面粉打了浆糊，把报纸一张张贴在墙上。这个活计需要耐心，要让纸张平整，边缘对齐。他贴得很认真，仿佛这不是在糊墙，而是在完成某种仪式。报纸大多是《新民晚报》，日期从去年到今年不等，内容五花八门：电视剧预告、商品广告、社会新闻、连载小说。贴到床头位置时，他看见一张报纸的角落里有一小块财经版，标题是“豫园商城股价突破万元大关”，下面是一堆他看不懂的数字和图表。
陈默的手指在那块版面上停留了几秒，然后覆盖上下一张报纸。
傍晚时分，房间终于有了点样子。墙壁被报纸覆盖，虽然斑驳，但至少干净。床铺好了，桌子擦干净了，热水瓶放在床头，搪瓷盆放在床下。四平方米的空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寸都得到利用。
陈默坐在唯一的椅子上，环顾自己的新家。从昨天凌晨下火车到现在，不过三十六个小时，但他感觉像是过了很久。现在，他有一个地址了：虹口区宝安里17号亭子间。在这个有一千万人口的巨大城市里，有一个坐标点属于他。
肚子饿了，但他不打算再花钱。早餐一碗面，已经花了八毛，今天总开支必须控制在一块钱以内。他从挎包里拿出最后半块压缩饼干，就着热水瓶里的热水，小口小口地吃。
窗外传来脚步声，然后是上楼梯的声音。陈默警觉起来，听着脚步停在三楼，然后是开门关门声。应该是吴阿姨说的“老宁波”，那个炒股票的邻居。
晚上七点，天完全黑了。陈默没有开灯——电费要自己付，能省则省。他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坐在黑暗中，听着弄堂里的声音渐渐平息。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低沉悠长，像这个城市的呼吸。
他忽然想起父亲。父亲下井前常说，人活着就像挖煤，一镐一镐地挖，不知道前面是煤层还是石头，但只能往前挖。他现在就在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一镐一镐地挖。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敲门声。
陈默一惊，站起来：“谁？”
“我，住三楼的。”是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
陈默打开门。门外站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小，背微驼，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份报纸。楼道里昏暗的灯光照在他脸上，显出深深的眼袋和皱纹。
“小阿弟，新搬来的？”老宁波说话时带着烟味。
“今天刚搬来。”
“哦，那这个是你的吧？”老宁波递过来一份报纸，“掉在楼梯上了。”
陈默接过一看，是《上海证券报》。他摇摇头：“不是我的，我没订报纸。”
“奇了怪了，那怎么会在这里。”老宁波拿回报纸，眯着眼睛看了看头版，“哦，是上个月的旧报。估计是送报的丢错了。”
他转身要走，又回头：“小阿弟，你做什么工作的？”
“还没找到固定的，昨天在帮人搬废品。”
“搬废品啊，”老宁波上下打量他，“有力气。不过这个活计没出息。上海机会多，要动脑筋。”
陈默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点头。
老宁波似乎谈兴来了，压低声音说：“你看过这报纸吗？上面都是发财的机会。”
“看不懂。”陈默老实说。
“开始都看不懂，看多了就懂了。”老宁波翻开报纸，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表格，“看见没，这是股票行情。这个‘豫园商城’，一股一万块。一万块啊！但你要是去年买，只要一百块。”
陈默愣了：“一百变一万？”
“对啊！一年翻一百倍！”老宁波眼睛发亮，“这就是上海，这就是股市。不过现在晚了，涨太高了，不能追。要等下一个机会。”
陈默看着报纸上那些数字，确实如看天书。但“一百变一万”这个说法，像一颗种子，悄悄落进他心里。
“您……靠这个赚钱？”他问。
“赚过，也赔过。”老宁波的表情复杂起来，“股市这东西，就像黄浦江的潮水，有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