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瞬间填满了整个包厢。服务员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乳白色的汤汁冒着热气，叮嘱道：“小心烫。”
我喝了一口藕汤，温热的汤汁顺着喉咙滑下去，熨帖得胃里暖洋洋的。“其实我们211高校也差不多。”他放下汤碗，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2016年国家就出文件说允许高校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但真要走流程，麻烦得很。审批表要一层一层签字，从学院到学校，再到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半年时间根本批不下来。所以大家都懒得走流程，都是私下里搞副业。”
“可不是嘛。”李斌喝了口汤，咂了咂嘴，“我们学校也是这样。只要不踩红线，不影响教学工作量，学校就默认你周末去折腾。但要是出了问题，比如学生投诉老师回复微信太慢，或者在外讲课泄露了学校的未公开数据，立马就会通报批评，甚至影响职称评定。”
“我听说有个老师，用实验室的设备测了一组数据，晚上在家写成报告卖给了企业，结果被人举报了，成果归属问题扯了好几年，最后职称评定都耽误了。”鹿晓晓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指尖微微蜷缩。
“这种事很常见。”我点点头，“知识产权这一块本来就容易出问题。我们搞科研的，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数据是属于个人的，哪些是属于学校的。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就麻烦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聊副业的话题。李斌又跟他们讲了他接横向项目的各种辛酸：为了赶项目进度，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为了满足企业的要求，不断修改技术方案，差点跟企业负责人吵起来；还有一次，因为项目经费的分配问题，跟团队成员闹了矛盾，好几个月都没说话。
鹿晓晓也说了她的烦恼：在职读博士本来就很辛苦，还要抽时间搞副业，经常忙到半夜才能睡觉；有时候给学生做考研辅导，遇到基础差的学生，讲了好几遍都听不懂，心里特别着急；还有一次，在图书馆主持沙龙，遇到一个质疑她专业能力的听众，当场跟她争论起来，让她特别尴尬，回到家哭了半宿。
“其实我搞副业也不容易。”我放下筷子，说道，“虽然项目评审、站台这些活儿看起来轻松，但也有不少规矩。比如评审的时候，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要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站台的时候，不能说夸大其词的话，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而且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麻烦事，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个校内科研团队站台，结果这个团队的项目出了问题，我还被牵连进去，跟学校解释了好半天。”
“大伯，你们211高校的工资不是挺高的吗？怎么还需要搞副业啊？”鹿晓晓好奇地问道。
“工资高是相对的，要看跟谁比。”我笑了笑，说道，“我作为教授，加上各种补贴，一年到手大概二十万多万，在江城虽然不算低，但也不算高。而且我们学校里，真正工资高的是那些有重大科研项目、有各种资源的中老年教师。他们除了基本工资，还有项目经费提成、成果转化收益等各种额外收入，一年下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很常见。”
“是啊，我们学校也是这样。”李斌附和道，“那些有职称、有资源的老师，根本不用愁钱。而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尤其是基础课教师和泛文科教师，工资低，科研项目难拿，不搞副业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我听说有些老师搞副业赚了不少钱。”鹿晓晓说道，“我们学校有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开了一个考研辅导机构，一年能赚上百万。还有个教计算机的老师，给企业做软件开发，一年也能赚几十万。但我总觉得那些离自己太远了，我们泛文科的，能找到的副业都赚不了大钱。”
“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毕竟是少数。”我说道，“大多数老师搞副业，也就是为了补贴家用，赚点零花钱。而且搞副业也会影响自己的主业。我认识一个年轻老师，为了搞副业，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副业上，结果教学质量下降，学生投诉不断，最后被学校警告了。还有一个老师，因为搞副业耽误了科研进度，连续好几年都没评上职称，最后只能跳槽去了一家民办高校。”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李斌皱着眉头说道，“我现在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横向项目上，自己的科研论文都没时间写。明年就是考核期了，我还有两篇SCI论文没发，要是发不出来，副教授的职称可能就保不住了。有时候我真的很矛盾，到底是该专心搞科研，还是该继续搞副业赚钱。”
“我也有同样的烦恼。”鹿晓晓说道，“我既要忙着上课、搞科研、写博士论文，还要抽时间搞副业。有时候真的觉得身心俱疲，想放弃搞副业，但一想到每个月的房贷、生活费，还有读博士的学费，就又不得不坚持下去。”
包厢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重，刚才还氤氲着的藕汤香气似乎也淡了几分。服务员进来添茶，看到他们都没怎么动筷子，疑惑地看了一眼，然后默默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我打破了沉默：“其实最近有个好消息，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成果转化了。比如有些学校规定，专利转让额的70%归团队所有，校外兼职经历可以折算成社会服务工作量。还有安徽、湖南、深圳等地，给企业发补贴，专门聘请高校教师去当‘周末工程师’，让老师光明正大地把论文写在车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