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发工资了。”
她顿了顿，又继续说道：“现在的考生和家长都精得很，人家宁愿去公办的专科院校，也不愿意来我们民办本科。毕竟，我们的学费比公办高校高好几倍，学生每年要交两三万，甚至更高，可教学质量呢？却根本跟不上。人家用脚投票，招不到生，我们学校就真的要面临生存危机了。我听说，去年省内就有两所民办专科院校倒闭了，还有几所本科院校在苦苦支撑，随时都有可能撑不下去。”
我沉默了，知道鹿晓晓说的是实话，这些年，我也听过不少关于民办高校的负面消息，但一直没有深入了解过。我看着眼前疲惫不堪的侄女，想起她当年考上博士时的意气风发，心里不禁有些唏嘘：“那你们学校现在的招生情况怎么样？你的招生指标能完成吗？”
提到自己的招生指标，鹿晓晓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难，太难了。学校给每个讲师都定了5个招生指标，完不成的话，绩效扣一半，还要被领导约谈。我这半年，天天给以前教过的学生发消息，托亲戚朋友帮忙介绍，可到现在，一个意向生源都没有。有的老师为了完成指标，甚至自己掏钱给中介，就为了拉来一个学生，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也太离谱了吧？”我皱起了眉头，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你们是高校，核心应该是教学，怎么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招生上？把招生指标压到讲师身上，只会让老师分心，根本没办法专心搞教学，教学质量怎么可能提得上去？”
鹿晓晓苦笑着摇了摇头：“大伯，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懂，可学校也是没办法啊。为了生存，只能先抓招生，教学这块，就只能先放一放了。有人说我们民办高校是‘招生是命，教学是病’，这句话虽然说得犀利，但真的戳中了我们的痛点。我们学校，说是‘高收费、轻投入’一点都不为过，学生交着高额的学费，可学校在师资建设、实践教学上的投入，却少得可怜。”
她喝了一口茶，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就拿我们 department 来说，明明是专业课，本该是小班教学，可学校为了控制成本，硬生生改成了合班教学，一个班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我一朋友教的声乐课，本来应该是一对二、一对三的小班课，可现在，一个班二十多个人，一节课下来，每个学生能轮到的练习时间，也就七八分钟。有学生私下跟我说，‘老师，我花这么多钱交学费，就为了上这七八分钟的课，有什么意义？’我朋友听完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可我朋友也没办法，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朋友一个普通讲师，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我的心里也泛起了一阵酸涩。我在公办高校待了四十年，一直强调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哪怕是公共课，也绝不会出现这样“敷衍了事”的情况。“那你们学校的师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引进一些优秀的老师？”我问道，师资可是教学质量的核心，没有好的老师，就不可能有好的教学。
提到师资问题时，鹿晓晓脸上流露出更多的沮丧之情：“师资啊……咱们学校的老师们情况可复杂啦！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跟我差不多，要么就是刚刚踏出校园的年轻大学生；要么呢，则是那些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的上班族；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呀，那可是从公立高等院校退居二线的老前辈哦！然而，真正具备卓越科研实力以及丰富教学经验的杰出教师们，却难以长久地留在这儿。更糟糕的是，咱们这些老师在这所学校里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临时工’，完全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呐！说不定哪天一个不小心，就得卷铺盖走人咯！”
听到这里，鹿鸣不禁惊愕得呆住了：“临时工？不会吧！你们难道没跟学校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么？既然如此，又怎会成为所谓的临时工呢？”要知道，按照他一直以来的理解，但凡与单位订立了劳动合同，理应享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才对呀！即便身处民办高校环境之中，校方亦无权肆意解聘教职员工嘛！
面对弟弟满脸狐疑的神情，鹿晓晓无奈地摇了摇头解释道：“合同倒是确实签过一份儿，不过它压根儿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保障作用哟！”鹿晓晓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怒，“大伯，您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契约精神，几乎为零。有个同事，前几年学校要迎接本科教学评估，急着招人，就和他签了三年的合同，承诺给他解决职称问题，结果评估一结束，学校就以‘教学效果不佳’为由，不给他续签合同，还故意增加他的工作量，让他主动辞职。还有一个四川来的老师，试用期结束前一天，被学校解聘了，理由竟然是‘转专业的学生太多，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连一点缓冲的时间都不给。”
她顿了顿，又说道：“更过分的是，去年有几个应届毕业生，已经和学校签了就业协议，就等着毕业后入职，结果学校说‘招生未达预期，需要压缩师资’，单方面撕毁了协议，那些学生错过了求职的黄金期，只能重新找工作，多可惜啊。我在学校工作了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有的老师在学校工作了十几年，快退休了，学校一句‘好聚好散’，就把人打发走了，连一点补偿都没有。”
我的脸色沉了下来。我一直认为，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都应该尊重教师，尊重契约精神，可鹿晓晓说的这些事情，让我十分气愤。“那你们的职称晋升、社会保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