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和苏菲回到自己的包厢，关上门，稍微隔绝了一些车轮的噪音。
苏菲转身看向莱昂纳尔，轻声问：“莱昂，你创造这个故事时，认为波洛应该怎么选？”
莱昂纳尔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模糊景象。
1883年的欧洲大地，涌动着资本、帝国、民族、阶级以及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阅读《东方快车谋杀案》原著时的情景，当时的震撼与迷惘，在今天又重现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写下这个故事，背景是“一战”后秩序松动、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的时代。
而此刻，1883年，何尝不是另一个巨变的前夜？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在我的想象里，这既不是简单的‘好人赢了’，也不是‘坏人伏法’。
如果法律因为漏洞、金钱、权力或者纯粹的运气，无法惩罚罪恶，无辜者承受了所有痛苦甚至毁灭。
那么，在这种时候，惩罚的权柄回到了哪里？”
苏菲也陷入沉思当中，她也无法确定自己更愿意看到哪一种答案——
身为普通人，她乐于见到恶人伏法；但是两年来为莱昂纳尔处理生意的经历，又让她对规则有着本能的敬畏之心。
莱昂纳尔声音并没有停：“每个人认可的正义形式和愿意承担的代价是不同的，我们的困境就在于此——
我们尊重法律，但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在阿姆斯特朗一家悲剧面前遭遇了彻底失败；
我们每个人都理解并且同情那十二个人的痛苦与动机，但这是否等于要认可这种私刑？”
苏菲坐到他身边，也望向窗外：“所以你让大家明天在做决定？”
莱昂纳尔最后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法律无法惩罚恶棍，那么惩罚的权柄就回到了人类良知的手里。
而良知，从来不按规则出牌——但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缺乏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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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讨论，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已经在一些乘客发生了。
吸烟车厢里，《费加罗报》的乔治·布瓦耶和《泰晤士报》的亨利·布洛维茨就着白兰地，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锋。
乔治·布瓦耶的情绪有些激动：“亨利，你得承认，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事，那十二个人是无辜的！
法律背叛了他们，他们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正义。”
亨利·布洛维茨则吐出一口雪茄烟雾，摇摇头：“乔治，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种事绝不能被鼓励！
今天能对一个逃脱制裁的绑架杀人犯动私刑，那明天呢？一个逃税的银行家、一个失职的政客、一个出轨的丈夫……
任何被认为因为‘法律不公’而逃脱制裁的对象，是不是都能追杀？那谁来界定什么是‘值得’动用私刑的罪恶？
愤怒的民众吗？那会回到中世纪，回到宗教裁判所。不，不行。法律必须至高无上，即使它偶尔会犯错。”
乔治·布瓦耶笑了起来，笑容中充满讽刺：“偶尔犯错？阿姆斯特朗一家那是‘偶尔犯错’吗？那是司法的崩溃！
当体系无法保护一个三岁女孩，无法给她的家庭最基本的公道时，你还要人们盲目地信仰这个体系？这是残忍！”
亨利·布洛维茨立刻反问：“所以你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刽子手？我们都很清楚舆论的力量。
如果公众情绪可以代替法律审判，今天为阿姆斯特朗家欢呼，明天就可能把另一个无辜者撕碎。
想想那些民众的暴动，想想你们的皇帝，想想公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绪是靠不住的！”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碰杯，将争论暂时搁置，但分歧显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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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节卧铺车厢的走廊上，罗斯柴尔德夫人和她的丈夫也有过低声交谈。
“詹姆斯，你觉得呢？”罗斯柴尔德很少询问丈夫对抽象道德问题的看法，但这次不同，这次她要替莱昂纳尔问。
罗斯柴尔德先生沉吟片刻：“从情感上我理解那种绝望和愤怒。如果我的亲人遭遇那样的事，而凶手逍遥法外……”
他没有说下去，但嘴唇紧抿，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但是，从理性上，我必须站在法律那边，让波洛揭露真相。
我们的生意依赖契约，如果今天可以为了一种‘高尚’的理由打破规则，明天就可以为了一堆卑劣的理由打破它。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复。市场稳定、信贷流通，甚至国家债券，都建立在人们会遵守规则的基本预期上。”
罗斯柴尔德夫人追问：“所以，规则本身，比‘正义’的结果更重要？”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点点头：“是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个人的悲剧令人心碎，但规则崩坏会带来更多悲剧。”
罗斯柴尔德夫人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说得有道理，这是他们这个阶层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逻辑基础。
但昨夜扮演琳达·阿登（哈伯德太太）时，那种失去至亲、法律无门的锥心之痛，也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两种认知在她心中冲突着，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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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当早餐最后一道咖啡被端上桌后，乘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起身，默契地走向沙龙车厢。
沙龙车厢的窗帘拉开了，让上午的光线透进来。人们各自找了位置坐下，眼神中都带着跃跃欲试。
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这个时代最好的精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