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民心。
如此方能有源源不断的兵源，用以壮大军力。似东王他们那般，良莠不分，只知一味裹挟人入伍，重数量轻质量，终非长久之计。
民以食为天，食长于地。若要得民心，最为关键的便是让耕者有其地。”
前番占领江陵，摧毁满城撤离，便是受制于兵力太少，荆州与武汉三镇相隔又远，担心分兵孤守江陵被清军各个击破，无力撑起太长的战线，过于广袤的控制区。且又入秋临冬，担心清廷在北方的骑兵南下。
清廷满洲八旗的骑兵彻底废了不假。
蒙古马队和索伦马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尤其是索伦马队的骑兵。
彭刚手底下的部队是纯步兵队伍，还没有和成建制、敢于在野战中发起冲锋的清军骑兵面对面接战过。
北殿将士能否扛住骑兵来势汹汹的冲锋，克服对骑兵的恐惧，彭刚心里也没有底。
毕竟南殿当初在平南城的惨败，便是被广州驻防八旗的骑兵给唬住，然后让楚勇、东勇这些步勇给冲垮杀散了。
留守武汉三镇后，流动作战的阶段结束。
湖北又是四战之地，想在湖北站稳脚跟，必须对湖北的利益进行重新洗牌分配。
稳固原有基本盘的同时扩大基本盘，获得湖北广大的湖北中下层百姓，尤其是湖北农民的支持。
将湖北的控制区打造成他的根据地，能对当地民众进行有效组织动员，抵挡住清军的反扑，不惧同清军的消耗，继而伺机全据湖北，南取湖南。
而这，则是比在战场上打败清军难上数倍不止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顺着这个话茬，彭刚向身后的李汝昭打了个手势。
“耕者若有地，过上了饱暖的好日子，得了田地的百姓们就会站出来捍卫他们的来之不易的好日子。这样的百姓入伍参军，作战的积极性肯定要比清军兵勇高。
我起草了一份均分田地的法令，欲在武昌府、汉阳县先行，还望先生过目。”
心领神会的李汝昭很快便从书架上抽出彭刚这两个月来陆陆续续起草修补的《武昌府、汉阳县耕者有其地土地法令》呈递给左宗棠。
左宗棠微微一怔，接过这份法令翻阅了起来。
这份法令的主要内容是组建农地委员会，佥派培训土地清丈团队。
将武昌府和汉阳县的土地充公，参考清廷旧有的鱼鳞册进行土地清查，编订新册，划分土地沃瘠等级。
然后再通过公田民领的方式，分配给北殿的近二十万军民耕种。
以中田产量为基准，按人头给北殿军民每人分十亩田。
当然，田也不是白分。
分到田的北殿军民头一年免纳粮，第二年开始纳粮三成。
纳粮满三年，凭借纳粮凭证授予正式的地契。
道光末，湖北作为重要产粮区，耕地较为充裕。
以彭刚此次计划率先实施耕者有其地土地法令的武昌府为例。
武昌府全府有两百五十万亩上下的耕地，人均耕地为三亩多，不仅远高于广西人均1.2亩耕地的水平，也远高于全国人均耕地2.19亩的水平。
按照以前的情况，以彭刚这份《武昌府、汉阳县耕者有其地土地法令》的分田标准，武昌府、汉阳县的田肯定是不够北殿的近二十万军民分。
然而武昌府、汉阳府、以及秦日纲暂时还占据的岳州府。
这三个府的人口已经被太平天国裹挟的七七八八，其中尤以武昌府为甚。
武昌府除了鄂东南丘陵的通城、通山二县位置僻远，当地百姓获悉武汉三镇陷落，纷纷遁入山中避难。
太平军只从这两个县的县城附近地区掳掠走了一些人口。
武昌府境内的其他州县，尤其是附郭的江夏县，基本上不剩什么人了，空出来了大片土地。
故而武昌府加上汉阳县所抄没的大户土地，肯定够北殿的近二十万军民分的。
太平军在武昌、汉阳、岳州三府驻留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
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武昌、汉阳、岳州三府的地主团练武装已被消灭殆尽，大户基本上都被太平军吃干抹净。
当地士绅阶层的力量遭到了空前的削弱。
改革自己很难，改革别人容易。
彭刚作为外来势力，麾下班底和本地地主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
对已光复的武昌、汉阳、岳州三府循序渐进地进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的阻力已经显著减轻。
至于为什么只给北殿的近二十万军民分田分地，则是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
一来，目前彭刚麾下有能力执行分地这一繁杂且艰巨任务的只有他的那些学生，以及左宗棠、王佺带来的百余名湖南诸生，人力有限。
二来，在彭刚眼中，地主通过地租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削行为。
部分农民却并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地主愿意把田佃给他们种，是赏饭给他们吃，是天大的恩情，哪怕地租高达七八成也是天经地义。
很多人想佃田种还没这个门子呢，你不种，有的是人抢着种。
一百七多年后觉得加班是福报，为资本家说话的蠢货都大有人在。
彭刚不能指望这个时代的农民有多高的自我觉悟，还是要加以宣传引导，让他们意识到地主躺着收地租并非天经地义，更不是什么恩情。
三来，当地百姓也担心太平军守不住武汉三镇，清军卷土重来，对他们进行报复。
分给他们田地，也不是所有百姓都敢要，都敢安心耕种。
北殿的近二十万军民是沿途跟着彭刚造反的，这些人的自我觉悟要高的多。
反正都已经造反了，只能造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