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选择了观望。
《卫报》驻贝尔法斯特记者，在当晚发回的报道中分析。
“共和军似乎在执行一套精心设计的软性接管策略。”
“通过提供补偿和选择，他们分化了反对者阵营，强硬派仍然反对，但中间派和温和派开始动摇。”
“当你的对手不仅不抢你的财产，还愿意花钱买下它时，仇恨就难以维持了。”
11月7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上午十点，广场上聚集了超过五千人。
他们举着爱尔兰三色旗。标语牌上写着：
“停止在北爱尔兰流血！”
“自决权是基本人权！”
“让英国军队回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哪？我们需要和平！”
游行的组织者是“英国—爱尔兰和平促进会”
一个上周才成立，但突然获得大量资金支持的组织。
游行者的构成复杂：有真正的爱尔兰裔英国人，有左翼学生，有反战活动家，也有只是被媒体报道感动的普通市民。
十九岁的牛津大学学生艾米丽·卡特举着“贝尔法斯特的儿童也是儿童”的标语牌。
她对记者说：“我看了BBC的报道，那些共和军士兵在帮老人过马路，在清理街道。”
“而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准备派更多军队去镇压？这不对。”
当被问及是否了解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时，艾米丽坦率承认。
“我确实不太了解，但我知道的是，当一方愿意谈判，愿意补偿时，另一方不应该只想着用武力解决。”
这种情绪在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对他们来说，北爱尔兰是一个遥远而复杂的问题，但电视画面中共和军的“亲民举动”更简单而直观，更值得同情。
同一天，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都爆发了类似游行。
总参与人数超过三万。
在1971年的英国，这是相当大的规模。
在朴茨茅斯，三十多名海军家属举行静坐，要求“把我们的丈夫、儿子从无谓的战争中带回家”。
他们的亲人有的在南大西洋受伤，有的正被调往北爱尔兰。
一位姓哈里森的母亲对着电视镜头哭诉：“我的大儿子在竞技神号上，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
“我的小儿子收到了调往贝尔法斯特的命令。”
“首相先生，您还要让我失去几个儿子？”
这段画面在晚间新闻黄金时段播放，击中了无数家庭的心。
11月8日，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
如果说英国的游行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那么美国的游行则更像一场混杂着理想主义，反文化运动和跟风情绪的嘉年华。
超过两万人在公园聚集，他们大多年轻，穿着时髦，听着民谣和摇滚乐。
标语牌五花八门：
“爱尔兰要自由！”
“帝国主义去死！”
“我虽然不知道爱尔兰在哪，但我知道压迫不对！”
演讲台上，一个自称“爱尔兰裔第三代”的诗人激情澎湃：“朋友们，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一个民族正在为自由而战！”
“而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我们要让美国政府听到，不要支持殖民主义者，要支持人民的自决权！”
台下掌声雷动。
很多人跟着喊口号，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不清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区别。
不知道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历史恩怨。
甚至有人以为爱尔兰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情绪。
是站在“正义”一边的感觉。
是对抗权威的叛逆快感。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评论：“这是典型的‘白左’政治。”
“基于情感而非知识。”
“基于符号而非实质。”
“共和军的媒体策略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复杂的民族冲突，简化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叙事。”
“而这正是美国进步青年，最容易理解的剧本。”
“九黎在背后的策划痕迹明显。”
专栏继续写道。
“从乍得到马尔维纳斯，再到北爱尔兰，他们使用的都是同一套战术组合。”
“军事压力制造危机，人道姿态争取同情，舆论运作孤立对手。”
“这是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战争，而英国还在用十九世纪的方式应对。”
白宫确实收到了压力。
尼克松总统的日程表上，一天内安排了三个关于北爱尔兰的会议。
与英国大使的，与国会领袖的，与爱尔兰裔议员团的。
最终，白宫新闻秘书，发表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美国一贯支持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我们呼吁北爱尔兰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暴力升级。”
没有明确支持英国，也没有谴责共和军。
这对伦敦来说，已经是近乎背叛的中立。
11月9日，伦敦，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
爱德华·希思看着桌上的三份报告，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
第一份来自国防部。
军队士气降至冰点。
南大西洋的失败阴影未散，又要被派去镇压“看起来像好人”的共和军。
已经有三十七名军官联名建议“政治解决优先于军事解决”。
第二份来自内政部。
过去三天，全国爆发了四十七场反战游行，参与人数累计超过八万。
警察部门报告，如果再调集警力镇压游行，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第三份来自外交部。
在国际社会，英国几乎孤立无援。
法国冷嘲热讽，苏联暗中支持共和军，美国态度暧昧，英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