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8月，阿富汗，喀布尔郊区苏军第5摩步师驻地。
帕维尔·伊万诺夫下士蜷缩在混凝土哨位的阴影里，军装被汗水浸透，紧贴在皮肤上。
正午的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在热浪中微微扭曲。
他已经在这个哨位上站了四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才能换岗。
八个月前，当帕维尔跟随部队跨过阿姆河时，他以为这会是一场短暂的“特别军事行动”。
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说：“我们应阿富汗进步政府的邀请，帮助粉碎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
“三个月，最多六个月，我们就能回家。”
现在，八个月过去了，帕维尔还在喀布尔郊区的同一个哨位上，看着同一片被炮火熏黑的荒地。
回家？
连换防回国的消息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
“帕维尔！”班长从掩体里探出头，“换班了，去吃饭，然后去连部开会。”
食堂是临时搭建的板房，里面弥漫着罐头炖菜，汗水和灰尘混合的怪味。
士兵们沉默地排队打饭，眼神空洞。
帕维尔领到一份：几块煮得发白的土豆，几块罐头牛肉，一块干硬的黑面包。
和他同一批来的谢尔盖坐到他旁边，用勺子戳着盘子里的食物。
“又是这些，”谢尔盖低声抱怨，“我已经三个月没吃过新鲜蔬菜了。”
“牙龈一直在出血。”
“有得吃就不错了，”帕维尔机械地咀嚼着，“听说东边346团的后勤车队上周又被伏击了，五辆卡车全毁，死了十二个人，物资全丢。”
“现在整个东部军区都在缩减配给。”
“那些该死的杜什曼（苏联士兵对阿富汗抵抗者的蔑称）。”
谢尔盖咬牙切齿。
“他们像幽灵一样，打完就跑，从来不正面交战。”
“上个月我们连巡逻时踩到地雷，萨沙没了双腿。”
“你知道那地雷是什么吗？”
“美国M18A1克莱莫定向雷，上面还印着英文。”
帕维尔没有回答。
他想起两周前的那次清剿行动。
连队接到情报，说附近村庄藏匿着抵抗组织。
他们凌晨突袭，结果只抓到几个老人和妇女。
抵抗者早就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武器藏匿点，里面是美制的M16步枪，苏制的AK-47，还有几本用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写的宣传册。
翻译官说，册子里号召“用真主赐予的耐心消耗侵略者”，还详细介绍了游击战术。
“他们不只是有武器，”帕维尔喃喃道，“他们知道该怎么用。”
“而且永远杀不完。”谢尔盖喝完最后一口菜汤，“你打死一个，第二天会出现两个。”
“他们从巴基斯坦源源不断地过来，带着新武器，新战术。”
他苦笑着指了指食堂。
“我们连吃顿像样的饭都难。”
饭后会议在连部帐篷举行。
连长尼古拉耶夫上尉面色凝重地挂起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记号。
“过去一个月，”上尉的声音疲惫，“我连防区发生袭击事件二十七起：十二起路边炸弹，八次狙击，四次火箭弹袭击，三次夜袭哨所。”
“我们击毙确认敌人九名，俘获两名。”
“我方牺牲六人，重伤九人，轻伤十五人。”
帐篷里一片死寂。
交换比是惨淡的1:1.5，当然，这不包括那些无法确认的敌伤亡。
在袭击中，抵抗者往往能带走己方的尸体和伤员。
“更严重的是，”上尉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我们的后勤线持续遭到袭扰。”
“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公路，平均每周发生两到三次伏击。”
“运输车队必须由武装直升机护送，但直升机本身也是目标。”
“上周一架米-24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阵亡。”
“导弹型号初步判断是美制红眼睛或毒刺。”
有人举手：“上尉同志，美国人到底给了他们多少武器？”
“多到我们无法统计。”上尉叹气，“根据师部情报，现在活跃在喀布尔周边的抵抗组织，至少装备了三千支步枪，两百挺机枪，五百具火箭筒，还有不明数量的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
“而且，”他顿了顿，“武器来源十分复杂，有美国货，有东方货，有埃及仿制的苏联货，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武器。”
帕维尔想起哨位上那个传闻：有些后方仓库的军官，把“损耗”的武器偷偷卖给黑市商人，商人再转手卖给抵抗组织。
当然，这只是传闻，没人敢公开说。
“我们的任务不变，”上尉努力让声音显得坚定，“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清剿抵抗分子据点，保护阿富汗人民委员会的正常运作。”
“但战术要调整：减少大规模扫荡，改为小分队机动巡逻。”
“加强情报收集，重点打击武器转运节点。”
他犹豫了一下，“尝试与当地部落长老谈判，争取他们的中立。”
“谈判？”一个老兵嗤笑，“上个月第7团试图和古尔省的长老谈判，结果代表团全被杀了，头被挂在村口。”
上尉脸色铁青：“这是上级的命令。”
“政治局认为，纯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必须结合政治工作。”
“我们要让阿富汗人民明白，我们是来帮助他们建设新生活的，不是来占领的。”
帐篷里响起压抑的嗤笑声。
帮助建设新生活？
他们连自己的士兵都保证不了基本生活。
散会后，帕维尔回到营房。
同帐篷的维克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他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