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8月19日，莫斯科政变发生的同一天，西贡。
龙怀安面前的不是政变新闻，而是三份厚度惊人的档案册。
封面上印着绝密标识和代号：
《名单A：核心技术领域带头人》
共计 487人，涉及学科：核物理，航天，导弹，超级计算机，潜艇静音技术。
《名单B：未来潜力天才少年》
共计1243人，都是全苏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少年科学院成员，特殊学校天才班成员。
《名单C：关键技术工匠与工程师》
共计5326人，全都是精密机床操作大师，火箭发动机焊接专家，核潜艇声呐调试员。
周海平说道：“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在中亚，远东，乌克兰设立的联合研究项目中，以合作名义接触并评估的科学家。”
“全都经过了科学奥林匹克计划的筛选。”
时间倒回1983年。
九黎教育部启动“丝绸之路青年科学交流计划”，表面上是文化项目，实则是人才早期识别系统。
九黎每年举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夏令营。
每年邀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约200名中学生参加。
在阿拉木图或塔什干举办。
测试题由九黎科学院设计，表面是竞赛，实则是认知模式与创造潜力评估。
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赴九黎短期交流奖学金”。
实际运作中，则是在进行重点观察：这些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优先），对现状的不满程度，语言学习能力等。
并建立长期追踪档案。
每个参与学生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学术成长轨迹，家庭变故（父母失业，患病等），政治倾向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信息。
到91年，这个系统已运行八年，积累了超过5000名苏联青少年的详细档案。
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