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进入社会就忙不迭地市侩了起来。
两人争吵的声音渐大，已经逐渐被养活过来的婴儿突然啼哭起来，曾文秀赶忙回身抱起他安抚。
“文秀，我们缘分已尽，但我还是想劝告你一句。”
“这个孩子，连他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管他，你又何必如此呢？”
“即便我们没有走到一起，但请你也为自己的下半生考虑一下吧。。。”
沈星走了，但还是很绅士地给她关好了门，又留下个信封，里面有些钱。
她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女职工，虽然工资比一般工人要稍高，但总归养个孩子是很吃力的。
也就是厂长心善，给她单独匀出了间家属区筒子楼里的宿舍。
曾文秀抱着襁褓里的孩子，想起了救他回来的第一天。
那一天，他的声嘶力竭简直让人无可奈何。
一直到自己抱着他在自己的画布前转悠，上面画的是金陵电影制片厂作品《屠城血证》的分镜头和勘景图。
这孩子伸着小手努力去触碰那些画布上的黑白和油彩，竟然奇迹般地止住了哭泣。
看来跟她有缘，也跟电影有缘。
力排众议的、或者说是在大家眼中一意孤行的曾文秀，彻底成为了一个还没结婚的单亲妈妈。
给他取什么名字好呢？
姥爷姓路，便也姓路好了。
又引用着“心宽路自远”的说法，给他取名叫路宽，简单、顺口、好记。
曾文秀从此过上了艰辛的生活，毕竟一个人带孩子，在这个年代简直是地狱难度。
闲言碎语太多，也无从止息。
譬如这是她和沈星的孩子，后者始乱终弃，她只能带着私生子过活；
譬如这是她和厂里某个领导的感情结晶，不然为什么领导会单独给她安排一间宿舍？
总之，这个坚强、善良的姑娘，因为自己一向被嫉妒的艺术才华和老厂长的礼遇，成为了被传闲话的对象。
她可以充耳不闻，可以横眉冷对，但经济上的压力总归是要面对的。
这个热爱绘画和电影的女孩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那些颜料和器材都是很贵的。
现在变成了孩子的尿布、奶粉、衣服。
但这个小路宽，有一样好处。
每当她在绘画、绘制分镜头和勘景图，甚至在帮忙剪胶片的时候，儿子从来不哭。
他会很好奇地睁大眼睛去观察色彩、线条、动静。
再大一些，他会在厂里到处调皮、玩耍，好奇地去各个电影制作部门逗留、耍宝，看叔叔阿姨们的工作。
即便生活很艰难，但如果就这么走下去，单亲画家妈妈和小路宽的故事也会很美好。
但时代风云礼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1986年，朱大珂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进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对后者进行了艺术和正智的双重批判。
同时，国内文艺界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很多文艺工作者选择了明哲保身，划清界限。
但曾文秀这个轴地不行的女孩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1982年执意要收养这个孩子；
1987年，她又因为因坚持在《雨花台》布景中使用印象派风格，被调岗至洗印车间，原美术指导的职务和编制能否保住也存疑。
说到底，她像自己被下放干校，郁郁而亡的养父一样，从来都只是个单纯的艺术家。
他们都是前男友沈星眼中的傻子。
1988年，路宽7岁了，也开始记事了。
但母亲和姥爷的污点让他无法在厂里的子弟小学念书。
曾文秀也没有经济能力送他去金陵更好的学校，就在出租屋附近的锁金新村第一小学念了一年级。
这一年的曾文秀29岁，但文艺少女的活泼恬静尽去，只剩下灰心。
于艺术一途，她仍有激情，但已无余力。
唯一能支撑她走下去的，就是把儿子路宽抚养长大。
于是这对母子开始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窘迫而无奈。
曾文秀在厂里收到排挤，基本闲置。
从美术指导的岗位待岗后，她被发配到了剪辑车间做胶片整理员，月工资78元。
每天七点半，她裹着灰蓝棉袄，骑永久牌二八自行车送儿子小路宽去锁金村小学，车后座绑着从厂里捡的废胶片盒改装的文具箱。
送完孩子得赶在八点前到厂，把冲洗间退下来的废胶片按硝酸片基、醋酸片基分类——前者能卖金陵塑料三厂，每公斤换2毛钱。
下了班，曾文秀会从金陵火柴厂领散装的材料，每晚糊300个火柴盒，入账1块2毛钱。
小路宽会蹲在厨房的煤炉边帮忙涂糨糊，手指常被碱性胶水灼出红印。
彼时还不懂生活艰苦的他常常发问：
“妈妈，你怎么不画画啦？我小时候最爱看你画画。”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回厂里看电影呢？我很爱看苏联的那部《丑八怪》。”
这是一部中苏关系缓和后引进的儿童片，讲述反抗校园霸凌与勇气。
自小聪慧，已经能够看懂周围人冷眼的他，喜欢这部电影里小主人公反抗的姿态。
他也想成为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曾文秀的面容老迈了不少，但从来不跟孩子讲生活的苦。
别的孩子去照相馆，她会拿从厂里节省出来的颜料给小路宽画肖像画。
曾文秀手把手地教他在纸上泼墨，告诉儿子什么叫线条的勾勒、笔触的变化、留白的艺术处理。
国画、油画、水彩、素描。
这位艺术家妈妈无所不通。
但小路宽最感兴趣的还是电影。
这是他从小在金陵厂长大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