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合430万美元左右，作为外片而言在韩国电影史上仅次于《阿凡达》，充分证明了路宽品牌与影片质量在韩国市场的强大号召力。
随之而来的是韩国影评界又一次的热烈讨论。
著名影评人金容沃在《东亚日报》发表了题为《从〈历史的天空〉到〈球状闪电〉：论路宽导演的“大观”叙事》的专栏文章。
文章开篇便坦言：看完《球状闪电》，我再次陷入了两年前观看《历史的天空》时那种复杂的情绪，一种作为韩国影评人的由衷钦佩，与一丝难以言说的、对本民族电影创作某种局限性的怅然。
金容沃将两部作品并置分析：如果说《历史的天空》是以一种沉郁顿挫的史诗笔法将民族的巨大伤疤冷静摊开，迫使世界凝视，那么《球状闪电》则是以同样恢弘的格局，将视角投向未来，用最前沿的科学构想包裹最古典的东方哲学命题——
个人痴迷与集体命运、技术伦理与人性本质。
路宽导演最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无论处理历史还是未来题材，都拥有一种我们为之赞叹的叙事气度。
这种气度，让他的镜头总能超越具体事件的悲喜，直抵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与终极关怀。”
金容沃对比了韩国同类题材的创作：
反观我国，我们擅长将历史拍得锥心刺骨，如《鬼乡》；
或将未来幻想做得精巧刺激，如《汉江怪物》。
但往往过于聚焦于我们自身的创伤、或急于进行社会隐喻，格局易显逼仄。
我们似乎总是陷在故事里，难以像路宽导演那样，拥有一种既能深入肌理、又能抽离俯瞰的从容与深邃，这种差距，也许并非技术或才华，而是一种文明底蕴滋养出的作者境界与叙事野心的差异。
文章最后，金容沃不无感慨地写道：
路宽导演用连续两部作品证明，他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整个东亚文化圈层思维的顶端，他一次次地为我们树立起标杆，让我们看到电影作为一种严肃思想载体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既是我们东亚电影的荣光，也无疑是对韩国电影人的一种无声鞭策与挑战：我们何时才能孕育出拥有如此视野的导演，去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未来叙事？
至少在目前，我们依然只能仰望这片由他开拓的、广阔而深邃的“天空”。
……
这篇评论道出了许多韩国影迷和业内人士的心声，既是对路宽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也再次引发了韩国电影界对自身创作范式的深刻反思。
而《球状闪电》的成功，无疑为路宽和问界未来的“韩城攻略”，奠定了坚实的舆论与市场基础。
汉江畔的热浪未消，太平洋上的新风暴已然酝酿，《球状闪电》主创团队于7月4日下午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
相较于汉城外放的热情，东京的氛围更为复杂微妙。
机场抵达大厅虽聚集了大量影迷和媒体，但秩序感极强，人群中零星可见几名右翼团体成员手持抗议标语，针对路宽前作《历史的天空》对日苯军国主义的揭露表达不满。
不过这些抗议被警视厅人员迅速且有效地限制在特定区域，未能干扰主流程，这是东宝株式会社提前沟通好行程的结果，并不单单出于维护公共秩序上的高效与克制。
当晚的首映礼安排在六本木新城内的TOHO Cinemas影城，尽管以强硬保守立场著称的东京都知事石原屎太郎在此前有过嘴炮，声称对于路桑的前作很是遗憾，对这部新作品不予置评，但这并未影响活动的盛大举行。
因为路老板在本子的影迷群体相当一部分是时间相对自由的家庭主妇，她们只是很期待看到丰神俊逸的路桑再一次莅临东京，给她们带来艺术造诣如此高绝的精神食粮。
这种由家庭主妇构成的强大消费力量，不禁让人联想到几年前席卷日苯的“勇样热潮”。
彼时的韩国演员裴勇俊凭借《冬季恋歌》等剧，以温文尔雅的儒雅形象和标志性的温暖微笑，精准击中了日苯主妇群体的情感需求，被她们奉若神明。
他引发的经济效应被媒体称为“勇样经济”，从旅游、出版到奢侈品消费，影响力遍及各个角落，主妇们不仅包场观影、组织应援，更是不惜重金追随其代言产品，展现了这一群体在娱乐消费市场上惊人的凝聚力和购买力。
路老板主要受导演身份的约束，不能像老婆刘伊妃那样凭借电视剧时常露脸、积累国民度，在日苯还远未到裴勇俊的地步，不过今天的阵势也有些“吓人”。
红毯两侧俨然成了东京都内最顶级的“师奶杀手”专场，这些平日里温婉持家的主妇们此刻仿佛集体解锁了“追星少女”模式，一个个精心打扮，手持精心制作的应援牌，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路桑、最高！”、“《球状閃電》、私の心を打ちました！（打动了我的心）”等应援字眼。
当路老板的身影出现在红毯尽头时，现场爆发的尖叫分贝丝毫不亚于任何偶像团体，只是这尖叫声中夹杂着更多“卡哇伊！”“かっこいい！（好帅！）”的赞叹。
一位看起来年约三十五六、气质优雅的主妇奋力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挤在了最前面，俨然是东宝株式会社的资深客户，否则不可能站到这个位置。
她见中国男子步伐趋近，激动地胸前直抖，“路桑！这是我亲手做的和果子，请务必尝一尝！”
路老板不会说自己是被车前灯晃了眼，有意无意地走近瞧个究竟，也是在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和日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