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上活的久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遇到。如今这大明朝，皇帝不像个皇帝的，现在连反贼也不像反贼了。
杨鹤怒发冲冠之后，很快便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此时的徐晨，已然成为他必须要剿灭的对象。且不说徐晨那些妄图撅断儒家根基的大逆不道之言，单单是他把大明朝历代帝王全部嘲讽了一遍，这等罪过，天子又岂会轻易饶恕他。
但摆在杨鹤面前的难题却无比棘手。大同贼寇的战斗力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他们极为能战，单凭一镇的兵马根本无法对付他们，若要围剿，必须集合三镇的主力才有一丝胜算。
可杨鹤虽身为三边总督，听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手中既无钱财又无粮草，根本指挥不动那些骄横跋扈的丘八。更不要说集结十几万大军去围剿大同贼寇了，那简直是难如登天。
钱粮从哪里来？这成为了三边总督杨鹤眼下第一个难题，也是最为关键、最为棘手的难题。
一夜无话，第二天，张鲸梦几乎是两手空空前往延绥上任。而杨鹤则没有去固原赴任，而是选择留在西安城，一门心思地想办法筹集粮草和军饷。
大明朝自建国以来，就从未真正富裕过。即便开国时期日子过得紧巴巴，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富自然有富的过法，穷也有穷的应对之策。大明的官员们经过多年的摸索，早就研究出了一套过穷日子的方法。如今朝廷没钱，那也不能因为这点困难就不打仗了，于是他们便把主意打到了地方大族身上，打算找这些大族摊派。
杨鹤以三边总督的名义，广发请柬，宴请西安城各地的大家族，目的就是想从这些大族身上“打秋风”，以此来筹集粮饷。
在筹备宴请事宜的过程中，杨鹤发现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在西安城，居然有一个名为重民社的组织。
自东林党兴起之后，南方各地频频成立社党，热闹非凡。然而在北方，却鲜有人效仿，其中原因也很简单。北方的经济远不如南方发达，每个社党要发展壮大，所需花费的钱财数额巨大，若是没有士绅巨贾的资助，根本发展不起来。
杨鹤心中好奇，便稍微派人去探查了一番。这一查，结果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重民社和大同社几乎是在同一年成立的，而且成立地点都是在米脂。最让人惊讶的是，重民社的社长刘南卿居然是大同社二号头目刘永的堂兄。
杨鹤暗自思忖，大家族养几双黑手套为自己办事，这种事情他能理解。但像刘家这样，黑手套发展成如今这般局面，他只能认为是刘家玩砸了，而徐晨趁机摆脱了刘家的掌控。
不仅如此，这个重民社还有南方那些社党们所没有的新举措。他们创办了重民报，通过这张报纸宣扬自己的主张。如今，重民报已经在整个陕西行省广泛传播，在西安城内更是随处可见，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让杨鹤既感到有些惊讶，又觉得在情理之中。毕竟东林党为了掌控士林舆论，花费的钱财可谓是不计其数。毕竟每场私会就要邀请几千读书之人，那开销自然小不了。
重民社在经济不如东林党的情况下，只能另辟蹊径了。但他却没有想到重民社仅仅依靠一张报纸，却取得了和东林党不相上下的影响力。更关键的是，重民社的花费连东林党的百分之一都没有，这着实让杨鹤刮目相看。
怀着几分好奇，杨鹤也看了一些重民报所宣扬的主张。其中一些诸如减税、轻徭薄赋之类的老调常谈，他只是一扫而过，并未放在心上。但还有一些内容却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报纸上提到权责对等，号召大族不要在灾年轻易赶走佃户，要减低他们所收的高利贷和地租。因为佃户一旦成为流民，最后往往只能落草为寇，反过来又会对士绅大族构成威胁，杀戮士绅。赶走佃户，无疑是在为自己制造敌人（很熟悉）。
后面还提出大族要联合起来抗击旱灾，吸纳那些因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劳动力，可以把他们安排去修水坝、建水渠。这样一来，既能有效抗击旱灾，二来还可以提振粮食的产量。如此以工代赈的办法，可谓是一举两得，将旱灾和流民这两个难题一并解决。
杨鹤看完这些内容，不禁拍案叫绝，心中对重民社的这些主张极为赞赏。当下，他立刻找来家丁，吩咐道：“去请重民报社的刘南卿，贺函，高登三人前来，就说本官有事相商。”
“遵命！”家丁领命而去。
西安城作为关中地区的核心，虽不复汉唐时的辉煌鼎盛，却依旧散发着繁荣的气息。城内人口密集，多达二三十万，整个西安府更是汇聚了超过百万人口，这里的人们生活殷实，是关中地区最为富裕的群体。
刘南卿将重民社毅然迁至西安城。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堪称明智之举。重民社入驻后，凭借西安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其旗下的重民报迅速打开市场。
报纸销量一路飙升，先是轻松突破万份大关，而后如同脱缰野马，接连跨越两万份、三万份的台阶，最终稳定在六七万份左右。
随着销量的水涨船高，重民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吸引了西安府众多酒楼客栈的目光，纷纷找上门来投放广告。报社由此步入良性循环，每一期报纸发行都能收获几十两银子的盈利，经济状况日益宽裕。
重民报的成功，也带动了重民社的蓬勃发展。社员规模从起初的几十人迅速扩张至上千人，其影响力辐射至整个西安府的各个县份，成为一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