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落在实处了。”
杜志强道：“我等观望大同社的公民议会的情况吧，大同社要开发河套，短时间内关中的情况应该是稳定，我等有时间来辨别一二。”
相比这些族长的谨慎，重民社的成员，看到拥有国家公民这句话，知道有公民议会这种制度，每个人都极其激，认为这是一个救世的良方。
在大明朝读书人天然就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但这股政治权利最多体现在见官不跪，没有徭役和税收上的减免，但除非是进入官场，要不然大部分人的政治权利是很难兑现的。
而议会制度就可以满足大明读书人参政议政的需求，尤其是这个制度天然契合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念。
高登就激动道：“议会制度应该在大明推广，天下的事情坏就坏在朝堂上的阁部高高在上，他们根本不了解民间之事，胡乱插手以至于天下弄成现在的局面，要是有议会上情下达沟通民间，朝堂也不至于对民间事物一无所知。”
对高登他们来说，大明朝堂对地方起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辽东局势衰败，也是朝廷胡乱插手引起来的。还有十几年前万历皇帝安排的税吏，可以说地方上对这些事情都深恶痛绝。
贺函道：“但是这议会如何组建代表如何选都是问题，而且光上行下达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就以现在的关中为例，天灾人祸让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关中最需要的是赈济，需要钱财来购买粮食养活灾民。”
“但振兴社的那帮人不愿意出钱，他们想让朝廷出个这个钱，而朝廷根本拿不出钱，想要地方上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到底谁出这笔钱，成为了关中所有问题的症结，某不认为弄了一个所谓的议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萧涛道：“摆事实讲道理。大家可以一起在议会当中商议。”
贺函冷笑道：“这世间最难的事就是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你再摆事实，讲道理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士绅只讲利益，不讲事实。”
刘南卿想了想道：“某倒是认为这个议会制度好，大家一起集合起来讲利益也行，现在天下面临的局面不就是，明明大家都在争权夺利，但就是不承认这一点，反而从道德上用各种手段使坏，导致大家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但矛盾就在那里拖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反而容易恶化矛盾。辽东的女真人是这样，关中的大同贼寇也是这样。
要是朝廷可以把朝廷遇到的难题摊开来讲。士绅也可以把他们遇到的难题说出来，有讨论的场所，总比现在这样相互敌视的要好，大明存在对他们也是有利，真要大同贼寇占据了关中，到时候这些士绅不要说钱财了，他们连土地都保不住。”
贺函摇头道：“景明兄，你要商议的前提是士绅沟通，但这些人在乡下做土霸王做惯了，他们讲权利，讲利益，就是不讲道理，甚至他们还以不讲道理为荣，凡是能不讲道理的地方，他们肯定不讲道理。做事情也不会过脑子。”
“你想想看，只要是正常的人，怎么会在关中缺粮食的时候，把粮食运到大同社的地盘上去，他们是嫌弃自己身边的叛逆不够多，还是嫌弃大同社的实力不够强大？”
“某的想法很简单，练兵增强实力，他们不是不喜欢讲道理，那我们就不讲道理，讲实力，压着他们吐出钱粮来练兵，等我的实力壮大了，再对付大同社。”
听了贺涵的话，没有一个重民社成员反驳，现场一片寂静，只要在地方上和那些土霸王接触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贺涵这段话非常精辟。跟他们就讲不通道理，甚至完全不能沟通。
打水井，修水渠，明明这种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就是不干，嫌弃这些做这些事情太花钱。
重民社开作坊，这些士绅马上就拦路打劫，把路给挖断，禁止他们马车过去，更有过分的还要免费入股，直接就威胁道：“我没办法成事，但有办法坏你们的事。”
他们屯田，那些士绅也想办法破坏，哪怕是损人不利己，他们也要做，根本就沟通不了。
重民社对这些土霸王自然是重拳打击了，但偏偏这些土霸王又是沾亲带故的，重拳出的多了，重民社的名声自然就坏了。
所以贺涵的话让他们体会很深。
但高登迟疑道：“这！我等不就变成了大同社了？”
贺函道：“不一样，大同社要的是改变天下的秩序，我等是要恢复天下的秩序。虽然手段有所相似，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一样。士绅就像是顽童，我等教训他们一顿是为了让他们改变恶习，而大同社则是要杀了顽童，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刘南卿想了想道：“我等先宣传议会制度，看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如何，大明此时的局面只有拉拢更多的人站在朝廷这一边，才能稳住天下的局势，某以为议会制度可能是改变朝廷组织力差的方法。”
最终刘南卿的话，得到了绝大多数重民社成员的认可，毕竟像贺涵那样太激进了，真用这种手段，那他们还不如直接投靠大同社算了。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3月20日，三边总督府。
这日岳和声找刘南卿议事，一进入议事厅，除了看到总督府的官员之外，他还看到一个陌生的官员。
岳和声介绍道：“这位是延绥参政刘应遇。”
刘南卿惊讶行礼道：“见过刘大人。”
刘应遇道：“某听总督说，景明关中奇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众人寒暄几句之后，岳和声道：“大同贼寇，有意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