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开始新建工业区，发展产业，地盘变大了，作坊变多了，工匠也变多了，管理的难度加大自然也就跟不上来。
工匠对机器的危险性意识不足，那些作坊主，也不想因为安全条例提升自己的生产成本，也在有意无意放纵这种行为，于是工业这个吃人的恶魔开始张开血盆大口，从大同社攻占中原不过两年时间，各种致人伤残的事件突破了5000起。
而在关中时工匠司的人手就极度紧张。如今，大同社的地盘一下子扩张了4 - 5倍，各个部门都急需人才，这就导致很多宣传工作无法做到位。
普通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让他们更倾向于私了解决问题，而非到衙门寻求帮助。
甚至很多工匠甚至都不知道工匠司的存在，他们在遭遇工伤后，只能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老家，艰难地度日。
徐晨从明镜报上了解到，仅扬州一地，各种工伤事故就致使上千名工匠残疾。那些在编的工匠还算幸运，有大同社供养着；但私人作坊可就没那么好心了。有些有所顾忌的老板还会给点赔偿，而那些毫无顾忌的则干脆分文不给。
徐晨看完这些报道后，勃然大怒。他很少如此失态地骂了常五一顿：“工匠司的成员要深入到工匠当中，帮他们解决日常遇到的生活问题，不是让你坐在衙门里当官。如果你那么想当官，就去江南，大同社要的是为百姓做事之人。”
常五感到十分委屈。大同社地盘扩大了这么多，大量官员都下放到地方农村，去组织农户新建水坝、抗旱救灾，工匠司的成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一方面，徐晨经常下乡考察，大同社从上到下都极其重视农村；另一方面，北方天灾不断，大同社将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乡村，组织几千万农户抗击旱灾。
在各个城市和工业区，情况则截然不同。大同社员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能力也参差不齐。让他们按照条令做事，还勉强可以完成；但要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了。
关中地区情况还好一些，关中有完善的制度，那里的工匠司官员传帮带，原本的制度还能维持下去，极大的减少了安全隐患。
其他地方招募的工匠司成员，很多人把这里当成普通衙门，觉得自己是为衙门做事，沾染了官场的不良风气。普通工匠自然不敢上门求助，只能找那些名声好的报社曝光自己的委屈，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为自己伸张正义。
徐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命令常五统计整个北方因工伤伤残的人员，对那些违规的工厂老板该罚的罚，该关的关，狠狠地打击了一波奸商。
除此之外，徐晨加强了工匠司成员的培训，提高他们为工匠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加大了对工匠的宣传力度，让他们知道有工匠司这个为他们做主的单位。
为了更好地发现民朝的问题，徐晨还开始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监察纠错。
他挑选了北方36份比较严肃的报刊，给它们发放了记者证，赋予它们采访和舆论监察的权力。最重要的是，给予了这些报刊官方保护。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些报刊的记者就像是“白衣御史”，他们将成为监督和维护百姓权益的重要力量，为大同社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抗旱会员王兴看到金圣叹的记者证，得知对方要采访自己，不由得有些慌张。他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尘，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道：“我叫王兴，是兰阳县抗旱会长。”
金圣叹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问道：“这个排水站修了多久？花了多少钱？”
王兴回忆了一下，认真地回答道：“花了三千两购买水泥，还有其他的工具。俺们全县三千人在大坝上日以继夜地干，分三班倒，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修好。余下的人则分散去修筑水渠和分水渠。还好赶得及时，终于保住了粮食。新年大伙虽然可能会饿肚子，但好歹不用去逃荒了。”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庆幸，前两年中原旱灾，兵灾，洪灾接连暴发，多少人活不下去，饿死在逃难的路上，今年的旱灾要是没有大同社的救济和组织抗灾，他们都要去逃难。
“这能灌溉多少亩田地？”金圣叹接着问道。
王兴激动地说：“黄河水量足，你看这流水跟大河一样。有了这个排水站，方圆几十里的土地都能灌溉，而且稍微远一点的也能用抽水机灌溉。
这样的排水站全县有三个，等明年我再带着全乡的人继续挖水渠，争取能弄出100万亩的水浇地，让俺们县再也不怕旱灾。”
在一问一答之间，金圣叹逐渐了解了王兴的过往。王兴小时候家里还算富裕，父亲希望他能通过读书考上科举，光宗耀祖。然而，他实在不是读书的料，读了十几年书，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后来，他的父亲母亲相继病逝，世道也越来越艰难，家里的地一点点被卖掉，最后他成了一个有点文化的佃户。前两年中原闹旱灾，他们全家都差点饿死。就在那时，大同社打到了中原，然后立马抗旱救灾，让他们全家活下来，王兴怀着感恩的心态加入了抗旱会。
因为读过点书，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王兴被选拔为抗旱会王家村村长。去年爆发洪灾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提前预警，让王家村村民全部躲到高处，躲过了一劫。他因此立下大功，去了京城受到表彰，而后晋升为兰阳县，新乡，抗旱会会长。
当地村民本以为洪灾过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