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猫眼里看了一眼。
个子很矮，头顶两个丸子有一点散了，那件暗红色的外套我见过，在审判席那一排椅子里最边上的那把上——是纸鸢。走廊里没有别人，就她一个人，仰着头往我的猫眼方向看，好像知道我在看她。
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她的目光先落在我手里那把刀上，然后重新抬起来看我的脸，没有害怕的意思，她大概见过比这更不友好的开门方式。
“我可以进去吗。”她说。
我把刀往身后藏了藏，说：“是你发的那条消息。”
“对。”
“你知道我房间号。”
“我是判官，”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小孩子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的理所当然，说道，“我知道这栋楼所有人的房间号。”
我把门开大让她进来，她进门之后在我房间里扫了一圈，然后走到桌边把那把唯一的椅子拉出来坐了下去。她的脚刚好够到地面，堪堪踩实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尖，然后抬起头看我。
“你可以把刀放下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把刀，觉得自己有点好笑。
“喔，习惯了。”
我去厨房把刀放回了抽屉，出来之后在她对面的床边坐下。这个位置跟她之间隔了一张桌子，桌上还摊着我没写完的笔记，台灯开着，路灯的蓝光从窗户照进来，房间里一半暖黄一半幽蓝，她坐在暖黄的那一半里，脸上的轮廓被台灯勾出来，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
“这么晚来，什么事。”我说。
她把两只手叠在桌上。那个姿势像极了一个来谈正事的成年人，但她的手太小了，十个手指叠在一起还没有我一只手的面积大，那种反差让我嘴角抽了一下，但我忍住了，等她开口。
“我最近判了一个案子。”她说，“一个四十多岁写散文的，在城东那边，核验分数六十一，按规则要走程序，我给他裁决了。”
“但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她继续说，“他在等结果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写在等候室的纸上，写完自己揉掉了，扔在地上，执事捡到了交给我。”
她又停了一下。
“我看了那首诗，看完了我还是判了他，但那首诗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在台灯底下很亮。
“什么诗。”我说。
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折痕很深的纸，说明不止翻开过一次。她把纸展开推到我这边来，纸面上有褶皱，还有一小块干了的水渍。
我低头看：
我家楼顶有一盆薄荷
冬天死过一回
春天自己又长回来了
我每次上去收衣服都顺手
掐一片搓一下
指尖上那股凉气能留很久
有时候忘了浇水
它就蔫在那里也不死
等我想起来灌一壶
又活过来跟没事人似的
今年我走得急
没来得及跟ta交代那盆东西
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也不知道楼顶上的风
有没有人闻
诗写得很普通，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不押韵，不讲究，用词全是大白话。
但我知道那种感觉，掐一片薄荷叶，那种凉是真的能留很久的，而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的做过这件事，他写不出能留很久，他会写沁人心脾、清凉扑鼻，会用那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词，能留很久是只有自己感受过才知道的事。
我又看了一遍最后几行，他担心的是那个会上楼顶的人，他走了之后，那盆薄荷有没有人管，那个人还在不在。
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没有推回去。
“你来跟我说这件事，是因为什么。”我说。
“因为我觉得你是研究这件事研究得最久的人，”她把两只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说道，“我想知道，这首诗够不够……”
“够不够判他是真人。”
“对。”
我靠在后面的枕头看着她，她用那双装在小孩脸上的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跟她的年龄不匹配，太老太沉了，像一口很深的井，里面有东西但看不见底。
我在想她判了多少人了，六十一分的，六十二分的，签完字之后会不会跟朱雀一样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还是说她会在夜里某个时候突然想起来某个被她判掉的人的脸。
现在看来，是后者。
“够了。”我说。
她盯着我说：“按规则不够，一首诗不是核验材料，不能作为判定依据。六十一分就是六十一分。”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半夜坐在这儿问我。”
她没有说话。
“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需要一个活人来替你确认一遍。”
她低下头看着桌面，台灯的光照在她头顶上那两个丸子头上，发丝毛毛的，那一刻她不是判官了，也不是那个在审判席上说闭嘴的人了，她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被塞进了一套不该属于她的制服里，手里握着一支笔，签下了一些不该由她来签的名字，然后在某一天夜里发现自己忘不掉一首关于薄荷的诗。
“我判完他之后去了一趟他家那栋楼，”她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上了楼顶看了一眼，那盆薄荷还在，不过不在他的阳台了，在楼上邻居的凉台上。”
她停了一下。
“透绿透绿的，今年长得很好。”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她把放在膝盖上的手重新叠到桌上，松开又叠上，那个反复的小动作出卖了她。
“顾苒，”她突然抬起头说，“清查这个月，我手上会有很多案子，全要走程序。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在那些案子里，多看见一点像那首诗那样的东西。”
“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