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的银两专备织造以外，让临清、河西务这两个钞关自正德八年正月起，允许收钱、钞。淮安、苏州、杭州三钞关，自正德九年正月起开始接受钱、钞。以上钱款除了扬州织造银不动，都解送司钥库应用。九江钞关仍旧征收银两，送入内承运库。
要知道在这之前，正德五年的时候，朝廷曾经下令这七大钞关的税收，全部折算为银两，纳入内承运库应用。
因此正德七年十月初十的司钥库钱钞见底，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宝钞见底的信号。
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统朝的时候，同样是司钥库上奏，说因为宝钞太多，已经没有库藏的空间。
只不过这个信号，并没有被当时人察觉。
或者就算有人察觉，他们也没信心再去尝试拉起这已经信用破产的信用货币了。
毕竟……，如果朝廷官员发工资的时候不想领大明宝钞，那就最好别谈大明宝钞的事情。
至于宝钞推行能不能推动，能不能被社会接受，按照裴元的看法，只要军费是用宝钞发的，就一定能推动。
拿刀的人，不会让手里的宝钞变成纸的。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日本有丰富的银矿，东南亚有大量的金矿和铜矿。无论是战争掠夺，还是经济压榨，都有希望用来弥补大明财政的流动性。
但是这对于这个时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时代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交流，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经济模型。
大量的地主豪强，仍旧会把不易保存的农作物、丝绸、瓷器换成黄金和白银埋进土地里。
凝结在开采提炼中的劳动，以及黄金白银定价中的富余价值，全都埋入土中，或者制作成器皿，失去了他们作为货币的本来意义。
国家的流动性不会有太大的提高，还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做无意义的事情，并且承担其中的风险。
如果单纯只是这些因素的话，裴元也可以接受。
并且可以将金、银、铜作为一种商品，开采之后高价向社会提供。
但是这些金属货币，对于统治政权有一个很致命的风险。
那就是它们的价值，锁定在它们本身上面。
无论现在是汉，现在是唐，现在是宋，现在是元，现在是明，甚至是清。
黄金就是黄金，白银就是白银，铜钱就是铜钱。
而大明宝钞，是“大明”的宝钞。
只有让这个时代的财富，只有让这个时代最富有的那些人绑定大明，他们才能真正的愿意去守住这个大明。
如果南方的经济体，手中的大量财富体现为大明宝钞。
那么当女真入侵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乐呵呵的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那么当遭遇大灾，饥民食不果腹，姓李的邮递员又被优化的时候，他们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不闻不问？
只要能释放出大明强大的国力，这个时代本就没有大明做不到的事情。
裴元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觉悟。
他的敌人既不是盘子里的那些人，也不是坐在桌边的那些人，而是这个滚滚向前，面临变革的时代。
裴元预想中真正的经济模型，就是以一条鞭法废除实物税收，将大明宝钞和大明的税收绑定，然后通过海量的流通需求，促使大明宝钞的价值回升。
大明宝钞的价值回升，又将诱使更多的人持有大明宝钞，从而继续拉抬大明宝钞的价格。
以现在的市价，一文钱甚至可以收到几十贯、上百贯的大明宝钞。
裴元不期待一贯宝钞恢复到一千文的票面价值，但哪怕是回到一文钱兑换一贯，这里面也会有几十上百倍的拉升空间。
这个巨大的利润空间，会为大明宝钞的上涨提供强劲的流动性支持。
与此同时，还可以不断的在市场上回收黄金和白银，埋入太仓地下，让大明宝钞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一小撮人，吸收不到足够的用于积累价值的黄金和白银，就会努力的维持他们手中那大量的大明宝钞的价值，并且会积极的扩大大明宝钞的使用范围。
他们会努力的流转大明宝钞，转化成商品，然后会积极的、自动的，从整个世界收集金、银、铜。
这个经济模型是有很大可能实现的。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几乎全世界的白银都在流向大明。
等到那些追求保值的豪强们，为了摆脱大明宝钞的经济控制，更贪婪的汲取金属和土地时，整个大明就彻底的拥有了蓬勃的生命。
裴元现在的目的，就是必须要抢到落子的先手。
提前大量的收集废纸一样的大明宝钞，借着大明宝钞恢复信用，价值回升的机会积攒原始财富，然后依靠广阔的视角成为在这个经济模型中举足轻重的人。
先将整个大明的命运绑定在大明宝钞上，再将大明宝钞绑定在自己身上，实现“我即大明、我即万万人”的最终构想，这很合理吧？
……
朱厚照因为梁储的事情没处理利索，兴致不是很高，又见裴元出言冒失，便又呵斥了裴元几句，让他退下。
裴元估摸着等过几天，夏皇后的事情爆出来，朱厚照八成还是要再见自己的，当即便没提及别的事情，乖乖离开。
裴元下了假山，才想起来屁股有伤，赶紧换上一瘸一拐的姿势。
回头一瞧，却见朱厚照正眼神不善的从亭子上怒视着自己。
裴元有些蛋疼，好好地招惹他干嘛，要不先回山东避避吧。
这一趟求见朱厚照，裴元算是基本达成了，促使恩科在最高层面通过的主要目的。
让裴元感到麻烦的是，因为自己和张永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