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们。
在这个即將到来的、为了全人类生存而战的新时代里，在这个宏大的人类联合应对外星文明史诗拉开序幕的时候，我知道，属於roc在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教授说的是可能，但在我听来，那是必然。
我们是旧时代的遗物。
就像那张月球照片公布后，被扔进垃圾桶的那些关於索菲亚王妃緋闻的报纸一样。
世界要往前走了，去对抗外星人。
而我们，將被留在这个寒冷的1970年。
我合上笔记本，看著台上那个被镁光灯包围的教授，他是那个新世界的领航员。
而我，只是一个旧世界的记录者，在给一艘註定沉没的船写最后的航海日誌。
窗外，纽约下雪了。
对了，教授叫什么来著？”
这是很多年后，住在台北信义区的年轻人在整理祖父遗物时，在发霉的皮箱夹层里，发现的黑色的软皮笔记本。
他的祖父曾是《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
那是媒体被限制的年代，新闻稿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这场外交战役中我们坚守阵地”。
这篇日记的內容，在当年如果发回台北，不仅发不出来，恐怕连他在眷村的家眷都会被警总喊去谈话。
在1970年12月30日这个改变人类歷史的日子，他的祖父在日记里，记录了教授演讲后的真实心境。
那个时代过去后，这篇日记被翻出来重见天日。
因为此时的华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缘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prc的记者是不被允许进入联合国的。
第一批来自prc的记者要等到1971年的11月11日抵达纽约。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很多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被省略了，或者说，他祖父也不知道。
走廊很长，铺著厚重的羊毛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林燃推开会议厅的大门走了出来。
喧囂被切断在身后。
空气里有烟味，是那种辛辣的、属於俄国纸菸的味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寧靠在窗边的墙上。
他手里夹著一支刚点燃的卡兹別克，窗外是纽约灰暗的天际线和漫天飞舞的雪。
被莫斯科诊断为疯子的多勃雷寧此刻看起来非常清醒。
林燃停下脚步。
“精彩的演讲，教授，”多勃雷寧用俄语说道，他没有转身，依然看著窗外，“如果是你去演戏，好莱坞会为你颁发小金人。”
“如果没有你的配合，这齣戏演不下去，”林燃走到他身边，用英语自然地回答道。
他不用掩饰，口音和v的截然不同。
但林燃需要用英语回答，而不是俄语。
因为这里是纽约，在这里用俄语，反而显得不恰当。
多勃雷寧转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烟盒，递给林燃。
“教授，这还是甘迺迪送我的，”多勃雷寧弹了弹烟盒盖子，“那时候我们谈的是飞弹，现在我们在谈论把飞弹对准谁。”
林燃没接烟，他只是看著多勃雷寧，他意识到，对方想要看他的手，挑选了一个他难以拒绝的礼物。
“你在第一委员会上放的那张照片，精度还是不够，”林燃说，“我知道你有更清晰的。”
“当然，”多勃雷寧喷出一口烟雾，在玻璃窗上洒下雾气，“因为恐惧需要一点点餵给他们，像餵婴儿一样。”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
“莫斯科很害怕，教授。
列昂纳德同志即使喝了伏特加，手也在抖。
我们把盖子揭开，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光靠苏俄或者光靠阿美莉卡，都扛不住。”
“所以你们逼宫？”林燃说。
“我只是在帮你们下决心，”多勃雷寧把菸蒂扔进垃圾桶，“现在钱的问题解决了，即使它是用谎言粘起来的。”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
一个身材不高的亚洲人快步走了过来。
他穿著深蓝色的西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著两个提著公文包的隨从o
是霓虹驻联合国大使，牛场信彦。
他看到林燃，脸上立刻堆起了標准的小日子笑容，那种笑容里透著一种急切的討好，还有一种属於暴发户的自信。
“教授！”牛场信彦在五步之外就伸出了手，“太精彩了！您的发言太令人感动了！这是全人类的时刻！”
多勃雷寧识趣地往后退了半步，抱起双臂，像看戏一样看著这一幕，眼神聚焦在林燃的手上面。
林燃先是从多勃雷寧手上把金属烟盒拿了过来，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然后握了握递到他面前的那只手，手心全是汗。
“大使先生，”林燃点点头。
“关於那个，”牛场信彦吞了一口口水，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多勃雷寧，似乎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些难以启齿，但他还是说了，“关於那两百亿美元的防御基金。”
“欧洲的朋友们似乎有些困难，”牛场信彦斟酌著词句，“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霓虹感到责无旁贷。”
林燃看著他。
1970年的霓虹，那是经济动物的黄金时代。
大阪世博会刚刚结束，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美元，他们迫切地想要买到一张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门票。
“佐藤首相刚才打来电话，”牛场信彦的腰微微弯著，但眼神却很亮，“如果欧洲认购有困难，霓虹愿意承接，我们可以认购阿美莉卡发行的特別防御国债。”
“谁告诉你是国债了？”林燃问，“是买单，是支付，是打钱。”
牛场信彦愣住了，嘴巴半张著，像一条缺氧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