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
好吧，这句歌词放在1971年的年初格外的合適。
如果说华盛顿和纽约是漫天风雪，那么吉隆坡就是大雨倾盆。
一月的东北季候风像发了疯一样，把南中国海的水全部倒进了巴生河谷。
就在几天前，这座城市刚刚经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灾。
1970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吉隆坡的许多居民都注意到了下雨的跡象。
原本湛蓝的天空渐渐变灰，乌云开始聚集。
转眼间，几滴雨水从天而降，接著越来越多。
街上的人们纷纷寻找避雨的地方。
许多人都盼望著雨能快点停。
很遗憾天气不会隨人愿，整整一周雨势愈演愈烈。
到了1月4日的时候，吉隆坡四分之三的城区都被淹没。
洪水淹没了市中心，把那些英格兰佬留下的殖民地建筑和马来人的高脚屋通通泡在了黄褐色的泥汤里。
约翰·亚当斯·摩根站在雪兰莪皇家俱乐部的台阶上。
这里的草坪，这曾经是英格兰殖民者打板球的圣地，现在覆盖著一层厚厚的淤泥。
俱乐部的一楼还能看到水位退去后留下的骯脏水印，一直淹到了窗台。
空气中瀰漫著死鱼、腐烂的植被和湿热泥土混合在一起的腥臭味。
（1971年吉隆坡大洪水期间，成立於1884年的雪兰莪皇家俱乐部）
（大洪水期间位於鹅嘜河畔的周吉街）
但这並没有影响摩根的心情。
他穿著一双並不適合这种场合的高筒橡胶猎靴，那是他在苏格兰打猎时穿的，现在踩在吉隆坡的烂泥里，格外傲慢但又恰合时宜。
“这场雨下得好，”摩根摘下那顶巴拿马草帽，扇了扇周围沉闷湿热的空气，“把旧东西都冲烂了，我们才好盖新的。”
对於此时的大马来说，摩根不是客人，是救世主。
国家刚从1969年的种族暴乱中喘过气，又遭遇这场没顶之灾，急需资金重建基础设施。
而摩根手里，恰好握著那是三天前，他在马尼拉通过金融政变抢来的支票本。
三天前，马尼拉，罗哈斯大道，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马尼拉的天气和吉隆坡一样压抑。
会议室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但却无法让那些穿著黑色西装的霓虹董事们感到丝毫的暖意。
摩根把那份《特別信託协议》扔在桌上时，就像是扔下了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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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渡边武看著那份文件，那是东京大藏省直接下达的死命令。
霓虹作为最大出资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没有灵魂的钱包。
“签吧，渡边先生，”摩根语气轻鬆，丝毫不把眼前霓虹金融界的巨擘放在眼中，“教授在东京和佐藤首相谈得很愉快。
首相说，亚行的钱如果放在霓虹人手里，只会生锈。
不如交给我，去帮你们掉。”
渡边感觉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被眼前白人给剥夺了。
渡边武是前大藏省官僚，过去曾担任霓虹驻美大使和国际货幣基金组织理事，一手起草了亚洲开发银行筹建计划书。
对佐藤这样的政客而言，亚行是筹码，对渡边武而言，亚行是他一砖一瓦建立起来，证明霓虹战后尊严的丰碑。
摩根拿走亚行，等於是在精神上剥夺了这位金融教父的生命。
渡边武签了字。
霓虹苦心经营的亚洲雁阵模式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折断了翅膀。
数百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加上未来的增资承诺，全部转移到了摩根控制的基金会名下。
在签字结束后，约翰·摩根將渡边武叫到了行长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过去属於渡边武。
这位亚行之父並没有坐在属於他的行长皮椅上。
那张椅子上的主人是约翰·摩根。
椅子和办公室一样，都换了主人。
摩根翘著二郎腿，一只手隨意地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翻阅著亚行的核心资產负债表。
仿佛他不是在亚行的行长办公室，而是在摩根史坦利的自家客厅里。
渡边武站在窗前，背对著摩根。
“摩根先生，”渡边武终於开口了，英文字正腔圆，这是他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磨练出来的口语：“你知道为了让亚行拿到华尔街和苏黎世的aaa评级，我了多少心血吗？”
“整整五年。”
渡边武转过身，目光如炬，直视著那个坐在他位子上的男人。
“我拒绝了无数个政治掛帅的项目，我得罪了无数个想要把亚行当提款机的东南亚政客。
我坚持稳健银行原则，坚持每一分钱贷出去都要有经济回报。”
“因为我想让亚行做亚洲的家庭医生。”
渡边武走近了几步，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
“家庭医生不会给病人乱开猛药。我们会把脉，会了解病史，会用温和的手段去调理这些国家脆弱的经济体质。
这是霓虹对亚洲的赎罪，也是我们重返国际社会的信用基石。”
“但你，摩根先生。”
渡边武指了指摩根手里的那份《特別信託协议》。
“你正在把这位家庭医生杀死。
你把亚行变成了一个疯狂的风险投资机构。
这不符合经济规律。这是在赌博。
一旦失败，亚行的信用会瞬间崩塌，霓虹纳税人的钱会变成废纸。”
渡边武最著名的管理哲学就是家庭医生。
他认为世界银行高高在上，像是一个远在华盛顿的专科名医，只有大病才去找它，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