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号，第一批特派员到了新县。
八个通讯方向的，直接拉到通讯厂工地。十二个制药方向的，坐面包车转去兆阳。
沈星冉没搞欢迎仪式。阿贵在火车站举了块纸板，上面用记号笔写着“星冠集团接站”，字歪歪扭扭的，旁边还画了个笑脸——不知道是谁加的。
二十个人拎着行李下了火车，看见接站的阵仗，表情各异。
领头的是通讯方向的组长，邮电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钱卫东，四十二岁，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衬衫扎进裤腰带里。他扫了一眼阿贵手里的纸板，又看了看阿贵左手腕上露出来的纹身边缘，脸上的表情管理出现了一丝裂缝。
“请问……沈总在哪儿？”
“沈姐在工地。”阿贵把纸板往腋下一夹，伸手去接他的行李箱，“走吧钱工，车在外面。”
钱卫东没松手。“我自己拿。”
阿贵也没勉强，转头冲后面喊了一嗓子：“都跟上啊！别磨蹭！”
二十个人跟着阿贵往停车场走。路上有人小声议论——
“这接站的，手上有纹身？”
“听说老板是香港那边的……”
“赵处说年薪十万，不会是骗人的吧？”
到了工地，沈星冉正蹲在地上跟田中看图纸。她穿着一件灰色工装外套，裤腿上沾了泥，头发用一根铅笔别在脑后。
钱卫东看见她的第一反应跟所有人一样——太年轻了。
但他没有多问。赵处临走前跟他说过一句话：“别看她年纪小，两个部委的司长都被她说服了。你到了那边，放下架子，好好干。”
沈星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钱工欢迎。住的地方还在盖，暂时住招待所，条件差了点，委屈几天。”
“没事。”钱卫东环顾了一圈工地，目光落在已经立起来的厂房框架上，“设备到了吗？”
“到了。三台FC-7200，上周刚进库。”
钱卫东立马来精神了，搞通讯的人都知道这型号意味着什么。
“我能先看看吗？”
“现在就去。”
沈星冉带着他往仓库走，阿辉跟在后面。钱卫东注意到阿辉胸口的pOlO衫上印着“星冠”两个字，左耳戴了个银色耳钉。
一个戴耳钉的仓库管理员。
他在心里记了一笔，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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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员的适应速度比沈星冉预想的快得多。
原因很简单——钱到位了。
年薪十万。1992年的十万块，在京市能买一套两居室。这二十个人在研究院里，月薪加补贴撑死三四百块，一年下来不到五千。沈星冉一张嘴就是他们二十年的工资。
钱卫东第一个月的工资到账那天，对着存折看了三遍“真给啊。”
旁边制药方向的组长李淑芬——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四十五岁——把自己的存折凑过来。
“我的也到了。”
两个人对着存折沉默了十秒钟。
从那天起，没人摆架子了。
钱卫东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工地，比工人还早半小时。
李淑芬在兆阳那边更狠，直接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隔壁的值班室，说“住招待所太远，跑来跑去浪费时间”。
其他十八个人有样学样。KPI考核表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周更新，红笔打勾打叉，谁落后一目了然。
半个月之后，一件谁也没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特派员和义安帮的人，打成一片了。
起因是仓库搬货。三台FC-7200的配件箱又重又大，阿辉带着四个义安的年轻人在搬，钱卫东看不下去了——那些配件精密得很，磕一下就是几万美元的损失。他撸起袖子跑过去指挥。
“这个箱子不能竖着放！横着！横着搁！”
阿辉一边搬一边咧嘴笑：“钱工你别急，我们干惯了的。”
“你干惯个屁！这里面是光学对位组件，精度零点零一毫米，你给我磕了我拿你抵！”
阿辉不笑了，认认真真把箱子放平。
那天晚上，阿辉请钱卫东在县城唯一的小饭馆吃饭。两个人喝了三瓶啤酒，钱卫东教阿辉看设备参数表，阿辉教钱卫东用粤语骂人。
第二天早上，钱卫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嘴里冒出来一句：“收皮啦！”
旁边的处级干部惊了。
一周之后，沈星冉发现整个通讯厂的氛围都变了。
特派员说话开始带粤语尾音，“嘅”、“咩”、“喇”挂在嘴边；义安那帮年轻人则开始认真看技术手册了。有天她路过仓库，看见纹着龙的阿财捧着一本《通信原理》蹲在墙角啃，旁边放着一碗方便面，面都坨了也没顾上吃。
琳琅铛在识海里晃了两下：“主人，你不是指望科学家改造古惑仔吗？怎么反过来了？”
沈星冉翻了一页报表“结果一样。都在干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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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宿舍楼竣工了。
五栋五层小楼，清一色的白墙灰顶，排成一排立在厂区东边的缓坡上。一二楼四人间，三四楼双人间，五楼是单间，给管理层和技术骨干住。每间都带独立卫生间，热水器是从广州运来的，二十四小时供应。
楼下有食堂、篮球场、一个小超市——超市是沈星冉让阿德从香港采购的日用品，牙膏毛巾洗衣粉，价格比县城便宜三成。
这个配置放在1992年的内地县城那可是相当的炸裂。
五月二十八号，第一批大学生到了。
六十二个人，来自京市、沪市、杭城的七所高校，通讯和生物两个方向各半。
大巴车在厂区门口停下来的时候，车上的人透过车窗往外看，集体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