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打发了我们。我对大人的期待又一次落空了。
关荷已经在安静地复习数学了，她看我盯着生理卫生课本发呆，侧头看了我好几眼。
“你在想什么？看上去很不开心？”
“没什么。”我沉默了一会儿，又突然问，“你知道怀孕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男生怎么让女生怀孕的？”
内敛的关荷一下子脸红了，她视线飞快地扫了一下前后左右，看没有人留意，才压着声音说：“不知道。”
我一想也是，我还能看到不少港台片，关荷只怕连这些都看不到，她到哪里去知道？世界名著可是不讲这些的。当然，我可以去请教妖娆，可那就意味着乌贼会知道我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小波也会知道。天哪！不如让我去死！
关荷似看透我的心思，沉默了一会儿，又小声地说：“反正牵牵手、抱一下、亲一下都不会有事情，别脱衣服就行了。”说完，她就立即埋头看书，显然，讨论这个话题，让她很不安，她已经不想再谈了。
我站起来，学着几个男生的样子，将生理卫生课的课本丢进了垃圾桶。
只愿这是一场梦魇
成年人不管犯多大的错，都是自己结的果。
可少年，他们的错误，常常一半源自父母，一半源于对生命的无知。
人生多歧路，一念之差，也许踏上的就会是一条坎坷的歧路。
当然，歧路也是路，也有人走出了不一样的辽阔天空，
但是，如果时光能倒流，
他们沧桑的容颜、疲倦的微笑会宁愿选择没有那一步之失。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怀疑是自己警匪片看多了，产生了幻觉。可随着这件事情之后的一系列事件，让我开始意识到，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并不只是一个听上去很空泛的新闻，实际上，它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严打的起源很复杂。80年代，大量下乡青年返回城市，成为了待业者；9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转型，产生了大量自主就业者；打开国门后，各种思潮迅速涌入，本就因“文革”被冲击得摇摇欲坠的道德价值观念迅速崩溃……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下，90年代，从偏远的内陆到繁华的沿海，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体纷纷涌现，对此，全国各地政府展开了针对各种类型犯罪的严打。
关于90年代的两次轰轰烈烈的严打，8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还有隐约的印象，因为那个年代几乎家家吃晚饭时间都会看《新闻联播》，而《新闻联播》天天都有关于严打的重点新闻。
市电视台想做一个毕业班的专题，学校选定了几位老师和同学接受采访。我因为经常参加演讲辩论赛，被老师看做会说话的人，所以我也是被采访的对象。
问题，一早就知道；答案，语文组的老师也早就写好，所以，一切都是表演。
电视台的人先在楼下的乒乓球台旁取景，采访对象是沈远哲，而我的景则定为毕业班的楼道，所以我就一边站在楼道里等他们，一边默默背诵着语文老师写好的台词。
我看他们快要结束了，赶紧去了趟卫生间，防止待会儿万一紧张了，想上厕所。
卫生间在楼道尽头，紧挨着上下的楼梯。从卫生间出来时，我和一个大步跑上楼的人差点撞到一起，我刹住步伐，对方却停都没有停地直接越过我，可他走了几步，又立即回头，是张骏。
感觉他几乎是一跳，就到了我面前，把一把黑色的东西递给我，压着声音说：“帮我藏起来。”
是一把手枪！我呆了一下，当时的反应是立即转身，走向厕所，可刚走到女厕所门口，就意识到，不对！并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我想了一想，拉起毛衣，把手枪贴着自己的肚皮，插进裤子，勒紧裤带，固定在腰带之间，然后，把秋衣、毛衣、大衣都整理好，如同刚上完厕所一样，走出来，径直走向预先设定的采访地点。
张骏坐在教室里，我经过他们的教室时，两人的眼神一错而过，似乎交换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表达。
我刚站到老师的办公室和我们班拐角的楼道处，记者、摄影师、我们的教导主任，以及其他几位老师都上来了。
记者提点了我几句要注意的事项后，开始录像。
“你觉得学习压力大吗？”
我微笑着说：“比较有压力。”
“这种压力是来自老师，还是来自父母？”
“我想都有一些，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几个穿着警服的人从楼梯上来，看到我们在录节目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教导主任立即去沟通，记者和摄像师都好奇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他们低声说了什么，教导主任面色大变，和语文教研组的组长交代了几句，就陪着警察而去。
看到几个警察分别进入各个班级，我心里已经明白他们为何而来。
语文教研组的组长笑着请记者和摄像师到楼下完成下面的采访，记者们虽然很好奇，但是，十多年前的中国新闻绝对不追求挖新闻和爆料，他们的重心是引导和宣扬健康安定的社会风气，所以他们好奇归好奇，却依旧随着教研组组长下楼。
我们出初中部时，外面有警察把守，神色严肃，但看到记者和摄像机，都很客气，再加上估计已经有校领导解释过，所以，只简单交谈了几句，询问清楚我们各自的身份后，就让我们离开了。警察的视线在戴着黑框眼镜、梳着马尾巴、穿着朴实无华的我身上连一秒都没逗留。
等走过他们，站在学校的主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