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北伐”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它把自己的敌人都称作自私自利的“军阀”加以谴责，并宣称联邦主义纯粹是军国主义者想要占有权力的遁词。蒋介石的革命军经过苏联的武装和训练后，在北伐中横扫拥护联邦制的武装力量。到1926年，各省宪法、省级和地方议会，以及地方自治组织和幻想建立联邦政府的相关活动，不再受到鼓励和提倡。[4]即使我们摒弃“军阀主义”观念带来的暧昧的政治价值观，并承认一些省长的确是真诚希望建构一个联邦政治的结构，但在中央“黩武主义”的前提下，各省的军事实力是如何强大的？这一问题仍需得到解释。首先，我们应该戳穿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向地方“军阀”售卖军火以分裂中国的谎言。因为从1919到1929年，明确实行武器禁运的同样是这些帝国主义势力。这个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当时的北洋政府，但自从苏联开始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蒋介石得以在1926到1927年统一中国，这项政策就被废除了。[5]其次，虽有“军队人数激增”和“漫长的战争”之类的夸张说法，但据托马斯·罗斯基（i）的粗略估计，军费开支在1912年之后虽然显著上升，但也仅仅达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总支出的4%。这与20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国家在军事活动上的开销差不多，如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比利时、泰国和挪威，然而它们从没有被看成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与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军事规模并不算大。现有的最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1933年，15至44岁之间的男性中，只有不到2%的人参军。卜凯（JohnL.Buck）主持过一项极其广泛而详尽的乡村社会调查，其结果证实，只有不到1%的农村受访者说其家庭主要收入是来自服兵役。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农民并没有从军队中获得经济收入，相反却受尽其蹂躏。然而，除了军队喜欢沿着铁路行进，以及铁路沿线的地区在农产品输出、地价和人口总数稳固增长这些事实之外，[6]卜凯访问的散居在上百个村子的农民，都没有将战事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他们有266次提及干旱是饥荒的一个原因，127次提到洪水，54次提到虫灾；战争仅仅被提到18次，接近于霜冻（11次）和风灾（10次）的次数。[7]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规模庞大的军队血染民国的景象是歪曲事实的。战争确实是残忍血腥的：在1924年的北伐中，地雷、战壕、炮兵部队、装甲列车、海军战舰和军用飞机，造成了广泛的暴力和混乱，使得大部分的民众变成国家主义者，推动了国民党在1927年走向权力中心。正如林蔚令人信服的论证：决定民国历史发展的要素，并不是阶级或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及其不可估量的、充满极大偶然性的结果。[8]然而，财政和地理上的局限，还是限制了军队的规模、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军事动员持续的时间。托马斯·罗斯基统计了1917至1930年间，主要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具体说来大概有40万人，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比起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冲突，这还算是一个较低的数量。[9]为什么这个数据从来不会被与19世纪中期的起义及其镇压所导致的2000万到3000万的死亡人数相比较？正如胡适在支持地方自治的论争中早已提到的，可能是因为这种比较难免会引出一个结论，即像帝国一样，用暴力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可能会导致高死亡率。民国时期仍然与晚清无异，部分地区的抢劫和匪患确实频发，但不论是当时的农民在性质上的估计，还是历史学者事后在数量上的估算，“黩武主义”都不是造成穷苦的主要原因。再者，军事政权不见得就是不稳定的。许多军人控制下的地区保持了多年的相对稳定。如托马斯·罗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强调，民国时期“军阀”对整体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详见下一章）。仅举山西的阎锡山和奉天的张作霖为例，他们建立起军事稳定和政治强大的政权，在这些地方，商人团体得到周全的保护：因为军费开支有赖于地方的经济繁荣，赋税过重则危及重要的收入来源。军阀必须与有权势的商人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商人能够通过联合抵制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离开这一地区来逃避不合理的财政要求。例如在1927年，商会和银行协会迫使广州军队撤销了增加税收的政令，威胁将破坏军队赖以生存的纸币。[10]关键性的一点是，大部分军阀控制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地方家族、商人团体和大学毕业生等市民精英手中。1931年，超过半数的县长在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法律及行政的专科学校）受过教育。五年之后，省市行政结构中的所有高层人员，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三分之一拥有外国大学的学位，而拥有军事背景的行政官员则是极少数。[11]在县市一级，1914到1927年恰好是地方精英只关心建设自己地盘的时期，因为没有省政府或者全国政府争取他们的关注：这是里诺尔·巴坎（n）和邵勤（）通过对如皋和南通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但在其他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在水利建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