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仇旧恨。全信词气慷慨，大义凛然，满篇激愤。
曾国藩收到信时，已在湘乡完成亡母的小祥之礼——而在哭悼亡母时，因过分悲痛所染小疾，也已痊愈——正想在家中再陪伴父亲两天，便赶到衡州去看船。
读过王錱的信后，曾国藩在家里坐不住了。
因为他太了解罗泽南的这个得意门生了。
王錱其人，未带勇前，以好学、重情谊、讲义气闻名乡里。带勇后，又以训练肯吃苦、作战勇猛顽强著称。在别人看来，为人义气，是做人最难得的好品性。江忠源不就是仗着为人义气，而扬名四海的吗？
但曾国藩却认为，江忠源的为人仗义，和王錱的为人义气，是有本质区别的。江忠源为人仗义，因为是非分明，是其长；王錱的为人义气，大多是非模糊，则恰是其短，是身为营官的王錱最致命的缺陷。
曾国藩私下以为，义气当先的人都爱冲动，虑事都欠周详。这样的人是干不成什么大事的。王錱还有一个特点也让曾国藩深为忧虑：王錱功名心太切，尤爱强出头。凭王錱的性格，只可驱而使之，万不能放手让其独当一面。否则必然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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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过王錱的信后，不用细想便感觉出，王錱是想利用湘勇在南昌受挫这件事，壮大自己的队伍，从湘勇各营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领兵大帅。这是曾国藩最不能容忍的，也是他最为担心的。
收到王錱信的当日，为防王錱不奉札委便去募勇，曾国藩马上复信一封。
在给王錱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仆于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痊愈。每念天下大局极可伤痛！桂东之役，三厅寻杀湘勇于市，足下所亲见也。江西之行，镇篁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独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既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鄙见如此，一以为岷、石、罗、筠诸君谋万全，一以为国家大局。反复思维，非此殆无一、二千人可联为一气者也。兹特专函与足下熟商，足下如不以为然，则求即赐复示；如以为可，则求一面专使至江西商办，一面阴筹一切。或军事稍暇，能来衡州与仆面议曲折，尤所企望！如不得隙，不宜轻动，惟酌之！”
曾国藩等于委婉拒绝了王錱的要求。
信函送走，曾国藩拜别父亲、弟弟，以及夫人、孩子，连夜动身，带着亲兵营赶往衡阳。
在郴州的王錱收到曾国藩的信后，先是沉默，继而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
那晚，他把几位亲随召集到大帐饮酒。
孰料，酒至半酣，菜刚三味，王錱便骂开了曾国藩。
王錱把酒杯一摔多远，起身边比划边说道：“什么兵勇不能相救！什么为国家大局！全是狗放屁！他自己偏心，却把责任推给被人！谁见过这样的大帅！我王璞山来省城年余，忠心耿耿，至今仍管带一营。他自己的老弟才带勇几天？到衡州不过几日，现在已募勇六营，竟然管带了三千人！他娘的，如此偏心，老子不服！”
说到激愤处，王錱一脚把桌子踢翻。
亲随们起始并不知道王錱发火为哪般，直到王錱顺口说出“大帅”和“六营”“三千人”等字眼，大家才恍然大悟，知道王錱是在骂曾国藩，便全部站起身，各找由头离席。
王錱把桌子踢翻时，席上已空无一人。但王錱醉眼朦胧，感觉满屋子都是人。
亲兵跑进来，劝他到卧房去歇息。他却哪里肯听？又是喊又是跳，偌大的屋子已经装他不下。
亲兵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