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被叫到财务科，报表上有些数字对不上。财务科副科长朝他大声嚷嚷，威胁要给领导打报告。因为这通威吓，阿巴尔丘克变得十分烦闷。没有助手，他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又不敢告发巴尔哈托夫。他疲惫不堪，但又怕失去仓库管理员的差使，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干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经头发花白，没有力气……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进贡的黄米粒粘在脖颈上。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的出现就是用仓库的物品进行交换的结果。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扯谎！”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忿恨。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哦，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招贴画：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出不来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出不来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给你吓一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在边上。”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粧。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他姓你的姓吗？”
“没有。”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认为，用我的姓将成长为一个小市民。”
前天夜里，他思念着柳德米拉，想见到她。他找到一些残缺不全的莫斯科报纸，说不定会突然读到：“阿纳托利。阿巴尔丘克中尉。”于是他便会明白，儿子想姓父亲的姓。
他这辈子头一次想可怜自己，他想像自己走到儿子跟前，停止了呼吸，于是他用手指着喉咙说：“我不能说话。”
托利亚会拥抱他，他会把头搁在儿子的胸前，哭泣起来，没有羞惭，只有痛苦，痛苦。他们就将那么久久地站着，儿子比他高一头
儿子经常思念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战友们，了解到父亲怎样为革命参加过许多战斗。托利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全白了，你那脖颈那么细痩、那么多的皱褶……这些年你一直奋斗着，你进行着一场伟大而孤独的斗争。”
侦讯时，给他吃了三天咸得要命的东西，不给水喝，打他。
他明白，问题并不在于逼他写出有关进行破坏活动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也不在于让他诬陷别人。主要是要让他怀疑他曾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确性。侦讯时，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帮匪徒的手里，只要他得以见到部门首长，土匪侦讯员们就将被捕。
但随着时间的推延，他发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军列的规矩和流放犯人的轮船船舱的规矩。他见到刑事犯打牌时输掉的不止是别人的东西，而且是别人的生命。他见到可鄙的道德败坏和变节行为。他发现刑事犯们的“新大陆”，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他见到“狗杂种”（干活的人）和“恶棍”（拒绝干活的实权派）之间可怕的血战。
当他说：“他们不该关押人”时，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