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可如今，你看看，涡轮机留着，我们就得照看它。可在别的工厂人们早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逍遥自在了。，’
为了劝说薇拉离幵，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有一天对她说：“我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人到我这里以各种借口要求离开此地，而我诚心诚意劝你，你就是不想走。要是上级允许，我立马就走，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
“我是为你才留在这里的，”她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在，你会变成酒鬼的。”
不过，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在德军炮火面前，当然不光是害怕。他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既有勇气和繁重的工作，也有笑声、玩笑话和对严峻命运满不在乎的气概。
薇拉常常为婴儿担心。他会不会生下来就有病，她居住在憋气的、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每天轰炸把大地震得乱抖，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最近她就常常恶心、头晕。倘若他母亲看到的总是瓦砾、火焰、乱七八糟的土地和灰色天空中带黑十字的飞机，生下的孩子会不会心情忧郁，胆小，愁眉苦脸？或许他甚至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或许他那缩成一团的小身子在炸弹的呼啸声中已经断气了，他那小脑袋已经缩到肩头里去了。
那些身穿沾满油垢的外衣、腰系军用帆布带的人，从她身边跑过，边跑边朝她招手，笑嘻嘻大声喊道：“薇拉，过得怎么样？薇拉，你想我吗？”
她感觉到大伙对她这个快当母亲的人的温情。或许孩子同样感觉到了这种温情，他的心灵将是纯洁而善良的。
她有时去机械车间，那里正在修理坦克，维克托罗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她猜想：他那阵是站在哪台车床旁？她竭力想像他穿着工作服或飞行服的模样，但他经常让她想起的，却是他穿着医院的病人服D.
在车间里，不仅发电厂的工人们，而且来自军事基地的坦克手们都认识她。他们无法区分，工厂工人和打仗的军人完全一模一样，全身穿油污的棉衣，头戴皱巴巴的棉帽，双手乌黑。
让薇拉牵肠挂肚的只有维克托罗夫和孩子，她日日夜夜感到孩子的存在，对外婆、叶尼娅姨妈、谢廖扎和托利亚的担忧在她心里已经退居第二位。她想念他们时，只感到心神不安。
夜晚她怀念母亲，呼唤她，向她诉苦，请求她的帮助，喃喃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帮帮我。”
此刻，她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软弱无力，完全不像她平静地同父亲说话时那样。那时她说：“别求我，我哪儿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饭时，娜佳若有所思地说：
“比起炸土豆来，托利亚更喜欢熬土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明天他整整满十九岁零七个月了。”晚上她说：“要是玛鲁夏知道了法西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暴行，不知会多伤心呢。”
不久，刚开完全厂大会回家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对帮她脱大衣的斯特拉姆说：“维佳，天气真好，空气干燥寒冷。您妈妈说过：像葡萄酒。”
斯特拉姆回答说：
“妈妈说的是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恰如大海中飘浮的巨大冰块，它的水下部分在冰冷的黑暗中滑行，而水上部分却保持着稳定，它击退浪滔，听到水的喧嚣和拍溅声，喘息着……
当熟人的家庭中有个年轻人考取了研究生，通过了论文答辩，谈恋爱，娶媳妇时，人们在祝贺和家庭闲聊之际往往会增添一分忧郁感。
当斯特拉姆听说有个熟人在战争中牺牲时，他身上有如死去一颗活的粒子，失去了一种色彩。但死者的声音依旧在纷繁的生活中喧嘈。
但是，同斯特拉姆的思想和心灵连在一起的时代是可怕的，它波及妇女和儿童。在他的家庭里，这个时代毁掉了两名妇女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青年。
斯特拉姆经常记起从索科洛夫的亲戚、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那里听到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世纪的猎狼犬扑向我肩，
但按我的血统我不是狼……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为托尔斯泰故居。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著名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曾遭批判。
但这个世纪是他的时代，是他生活的时代，死后他还将同它连在一^起。
斯特拉姆的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战前早已开始的实验，没有达到理论预期的结果。
在各种实验数据中，在这些数据同理论相悖的固执中，包含有令人不知所措的混沌和荒谬。
斯特拉姆起先确信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实验的不完善和缺乏新的仪器。他迁怒于实验室的同事们，觉得他们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投入工作，而过多地为日常生活琐事分心。
但问题并不在于有才华的、讨人喜欢的、乐呵呵的萨沃斯季亚诺夫经常忙于张罗伏特加酒供应证。也不在于见多i只广的马尔科夫上班时间看讲义或是向同事们透露某个院士得到什么样的补给品，以及这位院士如何与两个前妻和第三夫人共享口粮。更不在于安娜。纳乌莫夫娜令人无法忍受地叨叨自己同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