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星期后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开始。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书呆子，是两个长着一双没有脑子、瞎眼朦胧的手的空谈家……
是啊，胜利者，一个胜利者。
但这些想法都是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曾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过一句怪话，当时索科洛夫谈到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说着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电话能用吗？煤气通了吗？难道一百多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后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成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问道：“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司机回答说：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有次，没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啰！”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
“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非得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丈夫和妻子。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电话看来是通的！”
然后她来到厨房，说：
“瞧，有水，就是说厕所可以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试炉灶的开关，煤气没有送。
天哪，天哪，全过去了。敌人给挡住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仿佛1941年6月21日，那个星期六就是昨天。仿佛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全变了！犹如外人走进家里，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何如此令人忐忑不安，如此枯燥无聊？为何失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么美好幸福？为何想起明天就那样令人苦恼——票证发放处，户口登记处，用电限额，电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订阅报纸……晚上躺在自己床上又得重新听到熟悉的钟声。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突然记起夏天的莫斯科之行，记起漂亮的尼娜，记起她与他同饮葡萄酒，那空酒瓶现在还在厨房的泄水盆边放着哪。
他记起诺维科夫上校捎来的母亲的来信，记起读信后的那个夜晚，记起自己突然去了车里雅宾斯克。记起他就是在这里吻了尼娜，她的发卡从头发上掉了下来，他们没能找到它。他感到不安，发卡会不会在地板上被发现，也许尼娜还在这里忘了画眉笔、口红和香粉盒。
但这时司机喘着粗气进来了，他放下箱子，打量一下房间，问道：“一套单元都是您住吗？”
“是的。”斯特拉姆脸带愧色回答道。
“我们六口人住八平米。”司机说，“大家都去上班时，老祖母睡觉，而晚上她就在凳子上坐着。”
斯特拉姆走到窗前，娜佳站在卡车边那堆东西旁，又蹦又跳，直往手指上哈气。
可爱的娜佳，斯特拉姆可怜的女儿，这就是她可爱的家。
司机提上来装食品的口袋和塞满床上用品的行李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卷烟。
显然，他的兴趣全在住房问题上，一直跟斯特拉姆唠叨卫生法和区房管所的贪污分子。
厨房里传来锅勺声。
“女主人。”司机说，朝斯特拉姆眨巴下眼睛。
斯特拉姆又朝窗外望了望。
“秩序，秩序。”司机说，“您瞧吧，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人们也将陆续从疏散地回来，住房条件只会变得更差。我们厂里前不久回来一个受过两次伤的工人，当然，房子给炸毁了，带着一家子住进不是人呆的地下室里，老婆当然怀孕了，两个孩子得了结核病。水把地下室给淹了，比膝盖还深。他彳ri在凳子上铺上板子，顺着板子从床上跨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跨到炉灶上。他开始求爷爷告奶奶，上党委，上区委，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全都答应，全都允诺，可就是不兑现。晚上他把妻子、孩子、破旧衣物抱上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