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长长的银链，用一把古老的银剪刀作为吊坠。这把剪刀已经老得完全不能用了，但是我去古董市场买灯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它，一见钟情，马上决定把它变成我新形象的一部分。
第一位顾客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几乎没有看我，目光更关注店里的陈设与氛围，一定是在心里估量这里是否够档次，能否达到她的期望。接待她对我来说毫无困难，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位马努埃拉女士那样技艺高超又富有魅力的外国女子就行了。我们坐在起居室里，一人占了一把扶手软椅。她的姿势带些男人气，而我，就像千万次演练过的那样，优雅地架起双腿。她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告诉我需要的衣服：两套分体套装，两套晚礼服，还有一套网球服。
“没问题。”我假装自信地说。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那见鬼的网球服是什么样子，不过当然，就算是被枪口顶着我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一起翻阅杂志，査看衣服的款式。她选了当年两位大师马尔塞尔•罗洽斯和妮娜瑞希的设计作品做晚礼服的款式，是从一本法国杂志中挑出来的，这本杂志汇集了一九三六年秋冬季所有的高级时装。日常套装的款式是从美国杂志《时尚芭莎》上选的，来自哈瑞•安赫罗品牌的两个模特儿。这个牌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我非常小心地没让她看出来。那个德国女人对我拥有这么多时尚杂志感到非常羡慕，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我假装听不懂她的话。要是她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合伙人坎德拉利亚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得来的话，一定会站起来摔门而去，再也不会光临。接着她开始挑选布料。我拿出从不同商店里购买的各种样品摆在她面前，详细地向她介绍这些布料的颜色和质地。选择布料相对要快得多。雪纺纱、丝绒和欧根纱用于晚礼服，法兰绒和开司米用于日常套装。网球服的样式和质地我们都没有谈起，只能到时候由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她待了约一个小时。这中间哈米拉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阿拉伯长袍，用黑色的炭笔描了眼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用一个擦得锃亮的银托盘送来了摩洛哥糕点和薄荷甜茶。那个德国女人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偷偷地朝哈米拉挤挤眼睛，向她表示感谢。最后一项任务是量尺寸。我把数据记在一本皮面记事本上。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作为马努埃拉女士在国外的翻版，量尺寸简直易如反掌。我们约好五天以后进行第一次试穿，然后用最客套的礼仪相互道别。再见，弗拉乌•海恩兹，非常感谢您的光临。再见，西罗嘉小姐，下次再见。一关上门，我就用手捂住嘴巴，以防自己尖叫出声，然后使劲地按住双腿，生怕自己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在地板上乱蹦乱跳。我终于可以把紧张暂放到一边，尽情地沉浸在激动中，第一个顾客终于盼到了,从现在起，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不依靠母亲和马努埃拉女士的指导和帮助独立裁剪所有的服装部位。因此在做这些衣服的B才候，内心五味杂陈，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先在脑海中勾画出杂志上那些衣服各个部位的样子，画面上呈现不出来的东西和看不到的部位，则只能靠想象来推测。我用肥皂头在布料上做上记号，然后小心翼翼，几乎是心惊胆战地剪下来。装上、拆下，再装。在模特身上比量，锁边，缝制，拆开，重新缝制，一直到对效果满意为止。和我刚开始学习缝纫的时候相比，这个针线与布料的世界已经潮流变幻。二十年代中期我刚迸人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时，服装的线条很宽松，腰线靠下，日装的长度比较短，晚装则是保守的长裙，剪裁干净利落，简洁精致。三十年代的潮流是长度变长了，腰线适中，斜线裁剪，突出肩部，更强调身体的曲线。时间在变，时尚在变，顾客的要求和时装师的工艺也都在变。但是我知道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我很高兴已经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种变化，这样就很容易紧跟巴黎时尚界统治下任何突发奇想的潮流。
头几天极为忙碌，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门，只是偶尔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出去散会儿步，也经常碰到一些邻居。比如对门的母子俩每天都手挽手一起散步，楼上的两三个孩子飞奔着下楼，或者某位女士急匆匆地赶回家准备全家的晚饭。在最开始的一周，只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就是那该死的网球服。最后我决定让哈米拉给坎德拉利亚送去一张便条：我需要有网球服模特的杂志，旧的也没关系。
哈米拉回来说：“坎德拉利亚女士让我明天再过去。”
于是第二天哈米拉又回了一趟公寓，带回来一大包杂志，几乎都抱不下了。
“坎德拉利亚女士说让希拉小姐看看这些。”她用甜美的嗓音说着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
因为走得急，她脸上浮现出两朵红云，充满活力，洋溢着青春梦想。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曾经的我。在祖尔巴诺街那个时装店里的头几年，我的任务就是简单的跑腿，捎个口信、送点货物，轻快地穿行于大街小巷,毫无心事，像一只活泼的小猫，在回时装店的途中总是东张西望，任何有趣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