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们研究了所有可能的选择，进行了无尽的比较和计算。我不了解功能，只觉得小巧轻便的机器更合适。而伊格纳西奥不在乎体积大小，
相反，他非常在意价格、分期付款和功能。我们找遍了马德里所有卖打字机的地方，在商店的橱窗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学习那些品牌的外国发音，这些发音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那些遥远而富有艺术感的地方：雷明顿、皇家、安德伍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牌子，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可以在一家美国商店买，也可以在另一家德国商店买。但最终我们决定在马格尔大街的意大利品牌好利获得专卖店购置我们的机器。我们怎么可能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个决定，仅仅是往前走两到三步，跨过那个门槛，就给我们共同的未来判了死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道路。
“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她正准备穿针，我的话让她一下子呆住了，指间还捏着没有穿过去的线。
“你在说什么，丫头？”她小声问道，声音支离破碎地从喉咙中飘出来，充满了茫然和难以置信。
“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她用能说出口的最刻薄最恶毒的话骂我，仰天长叹祈求老天开眼让我放弃那疯狂的念头，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当她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跌坐在外公旁边的摇椅上，掩面痛哭。
我强作镇定，沉默不语，试图掩饰冒失的言语背后那份紧张不安。母亲的反应让我害怕。对她来说，伊格纳西奥几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儿子，他的出现填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男性的空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性情相似，互相理解。母亲总是特地做他爱吃的菜，给他擦鞋，为他缝补磨损破旧的衣物；他则在看到她为他精心缝制的周末弥撒服装时大加奉承，时不时地给她带蛋黄甜点，有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比我更漂亮。
我很清楚自己的出格行为会颠覆这份舒适温馨。我也知道除了伤害
自己，还会葬送其他人的一生，但那时候我已经无法阻止自己了。我下定了决心，而且意志坚定：让婚礼和公务员考试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埋头在小桌子上学习打字，也不想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生子、同床共枕、同甘共苦。我要抛弃他，即使这时候刮起龙卷风，也不可能让我改变心意。
好利获得专卖店有两个巨大的橱窗向过往行人展示和炫耀他们的商品。两个橱窗之间有一扇玻璃大门，斜对角上装饰着一根锃亮的铜杠。伊格纳西奥推开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门上悬挂的铃链叮当作响宣告着我们的到来，但并没有人马上出来接待。我们呆立了儿分钟，带着些许敬畏观察着屋里的陈设，却连伸手摸一摸的勇气都没有。木制家具刚上过蜡，光滑锃亮，上面摆满了奇妙的打字机，而我们将要在它们中间挑选的那一台触手可及。宽敞的陈列大厅尽头有一间办公室，从那里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
我们没等太久，一位穿深色衣服大腹便便的人便出来接待了。他和善地问好，并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伊格纳西奥跟他聊了起来，告诉他我们的需求，向他索要资料、征求意见。这个店员拿出了看家本领，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他把店里陈列的每一款打字机的特性都介绍了一番。虽然详细、严谨、精确却单调乏味。二十分钟以后我都快无聊得睡着了，伊格纳西奥却全身心地投人其中，专注于吸收这些信息，完全忽略了我，忽略了与店员的介绍无关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到一边去转转,因为我对他们的谈话实在是—点兴趣也没有。伊格纳西奥的选择一定是最佳的，这我完全相信。而打字机对我来说，不就是键盘、回车和侧铃的组合吗？
我开始在大厅里转悠，想找一些可供消遣的东西。我看看墙上悬挂的广告海报，花花绿绿的，在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宣传店里的商品。我又走近橱窗，透过玻璃观察街上来往的行人，最终恹恹地回到了大厅里。
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柜子挡住了半边墙。我看着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