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