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是“有条件的自由”一点也不为过。每次路易斯从门房手中接过信封，只要一认出邮票上熟悉的何塞·德·圣马丁 [1] 像，他就知道自己又不得不越过那座桥了。圣马丁，里瓦达维亚大道，一提起这些名字，回忆中的街道和影像就历历在目。里瓦达维亚大道6500号，弗洛雷斯的老宅，妈妈，柯连特和圣马丁咖啡馆 [2] ，那里的咖啡汽酒有股蓖麻油的清香，朋友们有时候就在那儿等他。路易斯手里捏着信封，说了句“非常感谢，杜兰太太 [3] ”，便出了门。然而这一天已经不同于前一天，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天了。妈妈的来信（即使是在那个荒谬透顶的错误刚刚发生的时候）总能骤然改变路易斯的日常生活，把他像反弹的皮球一般抛回到过去。在公交车上，他又把手上这封信读了一遍，信的内容让他既气恼又困惑。简直难以置信。从以前开始，妈妈的来信就总有变换时空的能耐。路易斯处心积虑地把劳拉追到手，把她带到巴黎，好不容易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却总是被妈妈的来信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闹剧打乱了阵脚。妈妈的每封信都带着一个暗示，尽管只会持续一小会儿（因为他随即就会亲热地回信来保卫自己），暗示他那来之不易的自由根本站不住脚，无法自圆其说。他在别人眼里的新生活，就像一个毛线球，被一顿乱剪，碎得七零八落，又像是公交车驶过黎塞留街时背后越来越模糊的街景。留给他的只有一丁点有条件的自由，以及生活对他的嘲弄。他像是一个词，虽然夹在括号中间，被剥离了主句，却仍然是主句的注解和支持。留给他的还有焦虑，他必须立刻回信，像是要重新关上那扇门。
这个早晨不过是有妈妈的来信寄达的无数个早晨之一。他和劳拉很少谈论过去，几乎从来不提弗洛雷斯的老宅。路易斯并不是不愿意回想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为了避开一些名字（那些人他们早已远远避开了，但那些名字却像实实在在的幽灵般阴魂不散）。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对劳拉说：“要是过去也能像一封信或者一本书的草稿一样撕碎扔掉就好了。但是不可能，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反而会弄脏新的抄本，我觉得真正的未来就会是这样。”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不能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家人们还都生活在那儿，朋友们时不时地寄来一张明信片，写一些亲热的话；凹版印刷的阿根廷《国家报》上印着女士们写的那么多狂热的十四行诗，都是些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时不时又内阁危机了，哪位少校怒发冲冠了，又出现哪位厉害的拳击手了。为什么不能跟劳拉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她也不提过去，只是在言语间，特别是有妈妈来信的时候，偶然蹦出一个名字或者提起某样东西，它们像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货币，属于遥远的河对岸那早已被遗忘的世界。
“是啊，天真热。 [4] ”坐在他对面的工人说道。
“他哪知道什么叫热，”路易斯想，“除非他二月里哪天下午到五月大道 [5] 或者利涅尔斯 [6] 的哪条小街上走走。”
他又一次掏出信来，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那段话就在那里，一目了然。它荒谬透顶，却岿然不动。他震惊得仿佛后颈挨了重重一击，而像往常一样，惊讶过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防御。不能让劳拉读到妈妈的这封信。这个失误实在太荒谬了，尽管只是名字错了而已（妈妈应该想写“维克多”，却写成了“尼克”），但是让劳拉看到了她还是会伤心的，不能做这种蠢事。时不时就会有信件在路上被弄丢，这封信要是沉入了海底该多好，现在就只能把它扔进办公室的下水道了。他猜想，过不了几天劳拉就该纳闷了：“真奇怪，你母亲的信还没到。”她从来不说你的妈妈，也许是她幼年丧母的缘故。他便会回答：“就是啊，真奇怪。我今天就去给她写封信。”然后他会写好信寄出去，并且故作惊讶，好像妈妈真的很久没来信似的。生活一切照常，上班，下了班晚上看电影，劳拉总是那么安静、贤惠，对他体贴备至。在雷恩街下公交车的时候，他猛然问自己（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为什么不愿给劳拉看妈妈的信。不是因为劳拉，也不是因为她可能会有的反应。（他不太在乎她怎么想，只要她掩饰得好？）不，他不太在乎。（真的不在乎？）首要的原因——假设还有另外的原因——暂且称为“立竿见影”的原因，就是他在乎劳拉的脸色、劳拉的态度。当然了，他在乎她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他在意的是劳拉读了妈妈的来信以后的反应对他自己到底有多大影响。他知道，在某个时刻，她的目光必将落在尼克的名字上，她的下巴会微微颤抖，然后说：“这也太奇怪了……你母亲怎么了？”他知道，纸上的名字会令她双唇颤抖，几乎哭出声来，但她会强忍着不喊出来，为了不要用双手捂住因为哭泣、因为颤抖的双唇而变了形的脸。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上班时他又把信看了一遍。这是妈妈无数封来信中的一封，除了名字弄错的那一段，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他想能不能把字擦掉，把尼克换回维克多，仅仅是把错误纠正过来，然后把信带回家给劳拉看。劳拉对妈妈的来信总是兴致盎然。在信的末尾，或者有时在正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