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是如此色泽饱满，味道香甜。北方吹来的微风轻轻地摇晃着绞刑架的绳子；有一两回肢刑架的滚轮吱嘎作响，仿佛是乌鸦们前来歇脚、准备进食。看热闹的人开始离去，嘴里嘟囔着威胁的话语；还有二三十人停留，他们趴在围栏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喝完咖啡以后，我们关上了灯，让月亮出场，月亮从露台的栏柱那里升起，我的姐妹们开始嚎叫，我的堂兄弟们、叔叔伯伯们在平台上慢慢地走动，他们的脚步让地基晃动。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月亮爬升到活结的高度，滚轮上似乎有一朵镶银边的云彩不断伸展。我们仰望着，如此快乐，这是一种至高的享受，但是邻居们在围栏外窃窃私语，仿佛处于失望的边缘。他们点燃了香烟，逐渐离开，有些人穿着睡衣，另一些人走得更慢。只剩下街道、远处的警笛声和不时经过的108路公交车；而我们已经睡着了，梦见聚会、大象和丝绸服装。
礼仪与教养
我一直认为，严谨是我们家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将这种正派的品质发扬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不仅体现在穿衣吃饭中，还体现在表达和搭乘电车的方式中。比如，在帕西菲克街区，人们毫无顾虑地征用绰号，而对我们来说，绰号需要审慎、反思，为之牵肠挂肚。我们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别人取绰号，因为他不得不将其吸收，而且承受一生，仿佛绰号是他的一种特性。洪堡大街上的太太们把她们的儿子叫作托托、可可或者卡乔，把女孩们叫作黑妞或者宝贝，但我们家不存在这种普通的绰号，更别提类似于奇罗拉、卡丘索或是马塔加多这种盛行于巴拉圭和戈多伊克鲁斯的矫揉造作和高调的绰号了。只需以我二姑的情况为例，就足以说明我们对此的严谨态度。显而易见，她拥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臀部，我们绝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普通绰号的强烈诱惑；就这样，我们没有赋予她“埃特鲁里亚双耳瓶”这等粗俗绰号，而是一致同意使用更加大方得体的称呼：大屁股。我们一向这样谨慎，虽然我们得时不时地和坚持传统绰号的邻居朋友做斗争。我最小的从堂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袋，我们一直拒绝称他“阿特拉斯”，那是他从街角的烤肉摊上得来的绰号，我们更喜欢精致得多的“冬瓜头”。我们一向这么做。
我要澄清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在街区里与众不同。我们只是想在不伤害任何人情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变常规与传统。我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粗俗，要是我们之中任何人在餐馆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场拼抢得很激烈的比赛”，或者“法乔里进球的显著特点是在射门之前施展卓有成效的中路渗透”，都会受不了，并立即给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更纯正、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两边互相尥蹶子”，或者“我们先狠虐他们一通，再使劲往门里灌”。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们，但总是不乏人理解深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教益。我大伯阅读过不少阿根廷作家写的书，他说，其中许多人要是能这样写东西就好了，但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解释过。真遗憾。
邮电局
有一次一位远亲成了部长，我们想方设法让他把许多家庭成员安排到塞拉诺大街的邮电分局工作。持续的时间不长，毫无疑问。在我们待在那里的三天中，前两天我们以出色的效率接待公众，因此赢得了邮电总局一名巡查员的意外莅临和《理性报》上的一条赞美简讯。第三天，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广受欢迎，因为人们从其他街区前来寄发信件，汇款到普尔马马尔卡和其他同样荒谬的地方。于是，我大伯指示大家自由行动，全家人就开始根据自己的原则和喜好展开工作。在邮资窗口，我二姐向每一位购买邮票的顾客赠送彩色气球。第一个收到气球的人是一位胖女士，她仿佛被钉在了原地，手里拿着气球和已经被舔湿的一比索邮票，邮票在她的手指上逐渐卷成了卷。一位年轻的长发男人断然拒绝接受气球，受到了我二姐的严厉责备，而同时窗口前的队伍里不同的观点开始针锋相对。旁边，几个外省人愚蠢地坚持要把一部分工资汇给远方的家人，他们有些惊讶地收到小杯的果渣酒，以及不时传过来的鲜肉馅饼，这一切都由我父亲主导，此外，他还在大声地朗诵老人比斯卡查 [1] 最好的忠告。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负责包裹邮递窗口，他们给邮包涂上焦油，再把它们塞进一只装满羽毛的桶里。然后，他们把这些邮包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寄件人，并指出收件人接到改良过的包裹后会多么喜悦。“看不到细麻绳，”他们说，“也没有俗气的火漆，收件人的名字像是印在天鹅的翅膀下面，您看到了吧。”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当看热闹的人群和警察入侵邮局的时候，我母亲在用最优美的方式谢幕，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叠出许多彩色纸飞机，让它们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我们唱着国歌，有序退场；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列的第三个位置，意识到良机已过，她得不到气球了。
头发的丢失与寻回
为了与实用主义和谋求实用成果的可怕趋势做斗争，我大堂兄力主贯彻以下步骤：从头上拔下一绺头发，在每根头发的中间打个结，然后让它沿着盥洗池的小洞轻轻地滑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