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儿子，说了声：“六。”看看他老婆：“二十。”再看看伊格纳西奥：“二十三。”语气很平静，中气十足，一点都不着急。对他妹妹他说的是“十六”，对他小儿子说的“二十八”，他对其他的亲戚说的几乎都是些大数字，直到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了个“二”，我能感觉到贝贝斜了我一眼，嘴唇闭得紧紧的，等待他自己的数。可塞韦罗却对其他的亲戚朋友报开了数，几乎都是些比五大的数字，而且从不重复。差不多到了最后，他才对贝贝说：“十四。”贝贝张开嘴，浑身颤抖，就像有一阵狂风从他眼前刮过。他搓了搓手，又有点不好意思，便把手插进了裤子口袋里。正在这时，塞韦罗说出了“一”，对象是个红脸膛的妇女，可能是个独自前来的远亲吧，她这一晚上几乎没跟人说过话。伊格纳西奥和贝贝猛地对视了一眼，小曼努埃拉靠在门框上，好像在发抖，她在克制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其他人已经不去关心数字了，塞韦罗还在自说自话，可大家已经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连小曼努埃拉都缓了过来，往前走了两步，她的数字是九。这时已经没人再去管这些数字，最后剩下的两个数字是二十四和十二，分别落在了一个亲戚和我弟弟卡洛斯头上。塞韦罗自己好像也无所谓了，他向后退去，被他老婆挡住了，他的双眼闭得紧紧的，就像是对这事没了一丁点儿兴趣，或压根儿就不记得了。
“这当然就是在耗时间，”走出卧室时伊格纳西奥这样对我说，“数字本身什么都说明不了。”
“你这样觉得吗？”我把贝贝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问他。
“当然了，朋友，”伊格纳西奥答道，“你想，从一到二，可能要过多少年呀，十，二十，还可能更多。”
“没错。”贝贝表示支持，“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在意这个。”
我想，我又没向他要酒喝，他主动给我端来了一杯，恐怕他是不愿意带着一大堆人一起到厨房里去。轮到他头上的是十四，伊格纳西奥是二十三。
“更别说还有钟表的阶段呢。”我弟弟卡洛斯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这个事儿也不太好懂，可能是有它的道理吧。要是轮到你的时候要把表往回拨……”
“那就多得点儿好处呗。”贝贝说着，从我手上接过了空杯子，仿佛是怕我把杯子掉在地下打了。
我们待着的门厅就在卧室旁边，所以当塞韦罗的大儿子过来告诉我们钟表阶段开始了，我们第一批走了进去。塞韦罗的脸仿佛一下子瘦了一圈，可那是因为他老婆刚给他梳了头，加上一股古龙水的气味，这玩意儿能给人增加点信心。我弟弟、伊格纳西奥和贝贝围在我身边，似乎是想给我壮壮胆，相反却没人去管那个中了一号头彩的女亲戚，她站在床尾那边，脸红得不能再红了，嘴巴和眼皮都抖个不停。塞韦罗看也没看她一眼，径直对小儿子说走过来点儿，小家伙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傻笑起来，还是他妈妈一把抓起他的胳膊，摘下了他的手表。我们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动作，只要把表的指针拨快一点或是拨慢一点就行，不用管几点几分，因为走出房间我们都会把表再拨回去的。已经有好几位的手表被拨快或被拨慢了，塞韦罗机械地发布着指令，并不在意。轮到我的是把表拨慢，我弟弟又一次用手指掐住我的肩膀，这一回我倒是对他心存感激，我想的和贝贝一样，说不定可以多得点儿好处，可话说回来，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的。那个赤红脸膛的女亲戚也是要把表拨慢，那可怜的女人擦去感激的泪水，这泪水说到底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她跑到院子里，躲在一盆盆花木之间，精神几近崩溃。接下来我们听见从厨房那里再一次传来了干杯的声音，还有伊格纳西奥和我弟弟互相祝贺的说话声。
“马上就要开始睡眠阶段了。”小曼努埃拉对我们说道，“妈妈让大家早做准备。”
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们把脚步放得慢慢的，回到卧室，一夜下来大家都累得够呛。天快要亮了，这天是个工作日，九点或九点半我们大家还都得去上班。天气突然变得更冷，院子里的寒风顺着门厅吹进屋里，然而卧室里的灯光和人群多少驱走了点寒意，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人们只是交换着眼神，错腾着地方，把香烟掐灭，在床边围成一圈。塞韦罗的老婆本来坐在床上整理着枕头，这时突然站在了床头，塞韦罗眼睛看着上方，根本没理会我们，只是眼皮眨也不眨地盯住亮着的吊灯，双手按在肚子上。他一动不动，对周围完全无动于衷，只是眼皮一眨不眨地盯住亮着的吊灯。这时小曼努埃拉走到床边，我们都看见她手上捏了条手绢，手绢四个角上都缝着一枚硬币。除了等候，没什么可做的，屋里空气不流通，热乎乎的，我们都快出汗了，大家心里都充满感激之情，感激这古龙水的香气，思忖着再过一会儿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所房子，在大街上聊聊天抽抽烟，发发议论——当然也可能不去议论——这天夜里的事，多半不会去议论，可烟是一定要抽的，然后各自消失在一个又一个的街角。当塞韦罗眼皮慢慢垂下来，不再去看亮着的吊灯的时候，我感到一个闷声闷气的呼吸声在我耳边响起，那是贝贝·佩索阿。变化突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