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蛔虫或者得了阑尾炎，得治一治。我觉得波比快哭了，我连忙又给他解释了一遍关于噩梦的事，他得明白，没人像他妈妈那样爱他，我虽然也很爱他，但还是不如他妈妈。波比认真地听着，擦干了眼泪，他说，当然了，他明白的，他从椅子上下来，亲吻我束手无策的妹妹，然后眼神呆滞地陷入了思考。下午，我去院子里找他，让他跟我聊一聊，毕竟我是他的姨妈，他可以像信任她妈妈一样信任我，要是他不愿意告诉妈妈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他看上去并不想说话，他费了好大的劲，最后，他说了一些类似于“到了晚上一切都不同了”的话，说起了几块黑布，他没法松开手脚，大家都会做这样的噩梦，但是波比偏偏梦见了我妹妹，她为他做出了那么多牺牲，这真是太让人遗憾了，我这样告诉他，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他说，没错，他同意，他当然同意了。
恰巧在这之后，我妹妹得了胸膜炎，轮到我安排所有的事务，但我不用管波比，因为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所有的事都能自己做得好好的。我记得他进屋看望我妹妹，待在她床边一言不发，等着她对他微笑或者抚摸他的头发，然后，他会安静地去院子里玩耍，或者在客厅里读书，我甚至不用提醒他别在那几天弹钢琴，虽然他很喜欢弹。我第一次看见他很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妈妈已经好一些了，明天就能起来晒会儿太阳了。波比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怎么说呢，我突然想到了那件事，我问他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他开始安静地哭了起来，捂住自己的脸，然后说是的，为什么妈妈要这样对他。那一次，我意识到他很害怕，我掰下他的手，擦干他的脸，我看见了他的恐惧，很难置之不理，我又跟他解释了一遍，那只不过是个梦。“你跟她什么也别说，”我要求道，“你看，她已经很虚弱了，她知道了会激动的。”波比沉默地表示赞同，他很信任我，但后来，我发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很死板，因为连我妹妹开始康复的时候，他都没有再跟她说起过这件事，我这么推测是因为有几天上午，我看见他茫然地从她的房间里出来，而且他一直都和我待在一起，在厨房里围着我打转。有一两回，我实在忍不住了，在院子里或是在给他洗澡的时候跟他谈了谈，他的反应和原来一样，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没有把话说完，为什么他妈妈总是在晚上那样对他，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了，他哭得很厉害。我不想让我妹妹知道这件事，因为她已经得了胸膜炎，这件事可能会对她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又跟波比解释了一遍，他非常理解；与对他妈妈相反，他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等他再长大一些，就不会再做噩梦了；最好别在晚上吃那么多面包，我要去问问卡普兰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通便药能让他睡觉时不做噩梦。我当然没有问他，很难和卡普兰医生谈论这种事，他要接待很多病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但是慢慢地，我不再那么担心波比了，早晨见到他时，他偶尔会带着迷茫的神情，我想他可能又做噩梦了，于是我等他来找我坦白，但是波比会开始画画，或者去学校，什么都没跟我说，然后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家，而且他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最后一次是在二月的热浪袭来时，那时候我妹妹已经痊愈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过日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但我什么都不想告诉她，因为我了解她，她太敏感了，特别是在与波比有关的事情上，我记得那会儿波比还很小，我妹妹依然承受着离婚的打击，每当波比哭闹或调皮捣蛋的时候，她都艰难地忍受着，我不得不把他带到院子里，等待一切平息下来，这是姨妈该做的事。准确地说，我觉得我妹妹并没有发现有时候波比起床时就像长途跋涉归来，一直到喝牛奶咖啡的时候，他都带着迷惘的神情。我们俩独处时，我总是希望她能说点什么，但她没有；我觉得不该让她回想起必然会让她觉得痛苦的事，准确地说，我认为，波比可能又问过她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坏，但波比也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许他记得我的请求，认为自己再也不该和我妹妹提这件事。有时，我觉得我才是那个胡思乱想的人，波比肯定已经不再做关于他妈妈的噩梦了，不然的话，他肯定会马上告诉我，这样他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但后来，有几个早晨，我又看见了那样的神情，又担心了起来。幸好，我妹妹什么都没发现，连波比第一次那样看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注意到，当时我正在熨衣服，他在厨房前室的门口看着我妹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这种事呢，直到电熨斗快熨穿了我的蓝色衬衣，我才及时把它拿开，波比还在那样看着我妹妹，她正在揉面团，准备做馅饼。我问他想找什么东西——我只是为了跟他说点什么——他吓了一跳，回答说，不找什么，外面太热了，没法玩球。我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对他提了这个问题，但他似乎为了说服我，又解释了一遍，然后去客厅画画了。我妹妹说，波比太脏了，那天下午她就要给他洗澡，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是他总忘记清洗耳朵和脚。最后是我给他洗澡的，因为那天下午我妹妹依然觉得很累。我在浴缸里给他涂上肥皂，他在玩那只让他爱不释手的塑料小鸭，我鼓起勇气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