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们是来向你表示敬意的。我们十分仰慕你的音乐，曾经从父母那里听说过卡萨尔斯，他们曾听过你的音乐会。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过得舒适，是否缺少什么东西。也许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说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么。我心中纳闷他们究竟有何意图。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的房间，其中最年长的那人显然是领头的，他问我：「你为什么留在这样狭小简陋的住处？为什么不回西班牙？」
我说：「我反对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势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会回去。可是如果我现在回去，我就得表达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说出自己信念的人会被关进监狱，甚至更惨。」
「可是你肯定不会想要住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这里甚至没有人听你的音乐。」
「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他们旋即切入正题，说道：「你知道，你在德国很受敬爱，人人都知道你的音乐。而我们代表政府来邀请你去德国为德国人民演奏。」
我说：「恐怕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去德国这件事所抱持的态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样。」
一阵沉默，气氛紧张。他们交换眼神，我感觉到他们在克制自己。
然后领头的那名军官说：「你对德国有错误的看法。元首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福祉极为重视，他尤其热爱音乐。如果你到柏林来，他会亲自去听你的演奏。你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我们接到命令来告诉你，有一列铁路专车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这些人不像在恐吓，反而显得可笑。他们居然以为一列铁路专车就能改变我的决定！这种想法是那么粗糙，那么幼稚。我说：「不，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们要知道，我最近为风湿病所苦，目前无法举行任何演奏会。」
过了一会儿，他们放弃了说服我的尝试。
接着，领头的军官问我能否帮他们在照片上签名。我推断他们是要拿给上级看，证明来过这里，就照办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他又说，「也许你愿意赏个脸，为我们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个纳粹军官其实是想听我演奏。
我告诉他，我肩膀的风湿毛病让我无法演奏。
他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一段巴赫的咏嘆调。等他弹完，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吗？」
我把大提琴从琴匣里取出，放在床上。
他们盯着我的大提琴看。「这就是你在德国演奏时用的乐器吗？」
我说是的。
他们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两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后他们总算离开了。可是他们上了车，并没有马上开走，而是在车子里坐了好几分钟，又下车，朝着屋子走回来。我走到门廊上，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请我继续站在那里，然后照了好几张相。我猜他们是想拿这些照片作为他们来过此地的另一项证明。之后，他们就开车离开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之后，普拉德的气氛一日比一日紧张。法国抗德游击队在周围乡间的活动愈加频繁，德军以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报復任何疑似协助游击队的人。几乎每天都听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质遭到射杀。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偷偷来见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是维希政府民兵的一员。他才十七岁，加入民兵团是为了避免被送到德国服劳役。他非常激动。
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民兵队长通知他，在普拉德随时会有大拘捕。民兵队长说我也在逮捕名单之列。「我们会给那个卡萨尔斯一个教训，」队长说，「让他知道反对我们会有什么下场。」
那个年轻人很勇敢地为我说话。「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告诉队长，「如果你伤害他，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相信这番抗议发生了一点儿作用，但他没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话，快去躲起来。
我谢谢他跟我说这些，且尽我所能让他冷静下来。
在那之后不久，衝突到了顶点。纳粹在一次野蛮报復行动中，烧毁了附近一座村庄，枪杀了许多居民。几个晚上之后，一群游击队员衝进普拉德，攻击纳粹秘密警察总部，杀死了两名军官，并击伤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确信纳粹将会在普拉德进行残酷的报復，镇上瀰漫着恐怖气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韦德拉和我自忖随时会被逮捕。
随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会决定众人的命运。普拉德的镇长是个退伍军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见指挥这一区的德国将领，说他个人愿意承担起普拉德遭游击队突袭的责任，前来自首。德国将军显然很佩服这位镇长的举动。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镇长没有被收押，纳粹也没有对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动！几个月之后，当德军从镇上撤离后，那位镇长竟被视为通敌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长期监禁。这就是战争的荒诞！
普拉德重获自由之后，那个曾为我挺身而出的年轻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敌。当我得知他被审判，我写信给法庭的审判长，表示我想做证为他辩护。我被传唤去佩皮尼昂，在审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轻民兵之外，还有三个年轻人也一併以通敌的罪名接受审判。我跟他们坐在法庭里同一张长凳上。知道这些年轻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么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