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让他们笑好了，总比死掉强。”说完，他又卧倒在铺上，翻个身面壁而睡，任凭她苦苦哀求，再也不理睬她。
突然，他光脊梁上像被大马蜂蜇了一口，疼得跳了起来。卡珊握着一柄长长的尖刀，寒光闪闪的刀尖指向他的胸口。她嘴角扭歪了，两眼变得冷酷无情。他熟悉古宗人这种表情，在剽牛、复仇、械斗时，喝了烈酒铁了心肠的家伙都是这样。这是一种刀要见血、箭要穿洞的表情。他吓得冷汗涔涔：
“你，你要干什么！”
“起来。”声音冷得像刀在割冰，“穿上衣服。背起枪。带上火药葫芦。”
他赖在铺上。
刀尖无情地触到他的胸脯，慢慢地往下施加着压力，皮被划破了，渗出一粒粒血珠。
“回到河那边去。不然我就扎死你。我发誓，我会这样干的。我宁肯要一把白骨，也不要个胆小鬼丈夫。”
他不想做她的刀下鬼，只能气急败坏地穿起衣服：“卡珊，你会后悔的。”
她浑圆的肩膀在无声地抽搐，眼睛里却没有泪。这女人疯了，她真敢杀死他的。他被刀逼着走下楼梯。黑夜沉沉，冷风扑面，远处有几点磷火。他心里交织着愤懑与委屈，但又无可奈何。
这女人真野蛮，他实在无法忍受了。要是换个上海姑娘，怕早就怂恿他藏起来了。而这个古宗女人，竟情愿他变成一堆白骨，也不肯为爱情妥协一下。就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在木河沙眼里，却成了稀世珍宝，为她舍得牺牲黄虎，为她甘愿去救情敌。古宗人的价值观念和他的价值观念差距太大了。对他来说，她不过是个不近情理的很平常的女人。他摸黑朝野渡口走去，一路愤愤地想着。这样不通人性的女人不值得他爱。他会离开她的。她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对戛蛮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火车是啥模样，不知道飞机和老鹰谁飞得高，他跟她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不理解他的精神需求，就像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要用刀逼他回森林去一样，他和她的心灵是永远无法沟通的。他要离开她的，他想。她长得像只矮冬瓜，她会像所有的古宗女人一样，生下两个娃娃后，便老得满脸皱纹，脊背被沉重的背篓压得微驼，嚼槟榔牙齿染得血红，被太阳晒成紫茄子似的乳房也垂吊下来。她家那幢草顶竹楼里，火塘终日不息，令人回想起那亘古时代在山洞里穴居的野人；墙上挂着长刀和竹弩，兽皮和鸟羽，令人想起血腥野蛮的原始部落；房间里除了两只椰壳饭甑几只藤篾板凳，空空如也；竹楼层底、圈养着一头水牛和几头肥猪，那股刺鼻的酸臭味，大团升腾，从布满缝隙的地板钻透出来，熏得人连饭都咽不进去；夜里，铺上的虱子和跳蚤咬得人难以入眠。他干吗那么贱，要在戛蛮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呢？他要离开她的。
回到野渡口，他撑起竹篙，将竹筏划回去。一上岸，愤怒与委屈就立刻被恐惧所代替。乌云翻滚的夜空，黑黢黢的林莽，像梦魇中的鬼怪朝他压来，他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被命运捉弄，被生活抛弃的感觉。现在，要到哪里去，要干什么去，他都不知道。他走投无路了。现实世界那么冷酷，那么陌生，根本容不下他。他觉得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种不祥的感觉，在他年轻的生命中，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末，知青闹回城风，还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不消说了，政策像忠于职守的清洁工，把每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无一漏网，回到上海报户口优先，安排工作优先。那些在橡胶农场工作的知青，也一律办理病退手续，据说农场医院的公章用一根铁丝拴在窗口，你愿意生什么病尽管自己填。“犟老头”和“憨癞疤”写信把这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他当然也想回上海，那是他亲爱的故乡，有他温暖的家。
他接信后立即下山赶到知青办，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知青办那位胖主任把红头文件翻给他看，凡已在当地正式参加工作的知青，一律不得回城。农场知青也是国家正式职工，为什么他们能享受回城待遇呢？他不服气地问道。胖主任说，农场知青还没有离开农字嘛。我是农村教师，同样顶着农字、顶着光荣的农字嘛！他据理力争。胖主任不耐烦了，没好气地说，这是国务院制定的政策，你有意见，请找总理去提。他语塞了，但心里着实觉得委屈。论工资收入，他并不比农场知青高，农场知青大部分在坝区，而他却在山区；农场知青集体生活，精神上还可以互相调剂，他却孑然一人；农场的文化生活、医疗卫生设施都不知要比他所在的戛蛮寨优越多少倍呢。然而到头来，农场知青能回上海，他却回不了。这太不公平了。他讷讷地对胖主任说，我们这批人为啥这样倒霉呢？胖主任讪笑着说，从原则上讲，扎根边疆还是光荣的嘛。要扎根大家一起扎根，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扎根，而偏要我们来扎根呢？他又问道。革命需要嘛，胖主任说，你有意见发牢骚都是白搭，要是你铁了心肠想回上海，你就退职好了。胖主任又笑了笑，笑得很深奥，笑得很刻薄。
当时，确有一部分已上调工作的知青在办退职手续，县拖拉机站的两个同学怂恿他一起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