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