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纵、郑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纵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介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纵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纵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共产党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纵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虽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管不了，但在他的计划里，警察机关是可以管保安团队的，可见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纵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终于实现了唐纵的计划。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纵是用什么方法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的。
后来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时透露，原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纵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纵。
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