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沈醉谈戴笠死的情况。沈醉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完后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沈醉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沈醉正要走，他又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介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人凤先生当副局长，在郑介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表。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他还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沈醉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沈醉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介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处理“李、闻血案”大伤脑筋
戴笠死之后，蒋介石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笠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纵突然向毛人凤要戴笠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纵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介石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介石连续找唐纵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这个规划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希望毛人凤去劝劝他，毛人凤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纵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暗地里说：“唐纵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纵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