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多年的摩擦关系，让葬礼当天出了更多问题。虽然皇后乐队谴责记者在莫库里生命的最后几周对他紧追不放，但皇后乐队办公室却又安排了专门拍摄名人的摄影师理查德·杨，在葬礼仪式举办前后进出花园小舍拍照；这一决定让哈顿十分厌烦（“剥夺了我们最后的一点私密时间”）。杨虽是乐队少数信任的摄影师之一，但是他也遭到过布莱恩·梅的抱怨，因为他将莫库里私人派对上梅与安妮塔·多布森的合照卖给了媒体。
玛丽·奥斯汀要求戴夫·克拉克和她共乘葬礼车队的头车，却没让哈顿同乘。哈顿、弗里斯通和法内利都被降级坐到后面的车里。这些年来，与弗雷迪有重要关系的另一位仅有的女性，芭芭拉·瓦伦汀，被告知不用来参加，只能待在慕尼黑那栋她和莫库里一起买下的公寓里。大约四十五位客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告别仪式，包括莫库里的乐队成员、家人和朋友，艾尔顿·约翰也在其中。
殡仪馆外面，皇后乐队的粉丝送来的花环和花束铺满了地面。内部教堂里，两位帕西教士用古老的阿维斯坦语言吟诵出琐罗亚斯德经文，祈祷仪式持续了二十分钟。某家报纸指出，根据帕西教律，按传统，遗体“应该要留给秃鹫清理”。实际当然不会那么处理。弗雷迪的棺材随着艾瑞莎·富兰克林的歌声被缓缓抬进火葬区。之后，现场响起蒙茨拉特·卡巴耶的歌声，伴着她演唱的威尔第歌剧《吟游诗人》（Il Trovatore ）中的《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D'Amor Sull' Ali Rosee），弗雷迪·莫库里就此退场。“我全心全意地活过，就算明天会死，我也无所谓，”莫库里曾经对一位采访者说过，“我这辈子活得精彩，要做的真的都做了。”
葬礼结束第二天，《每日镜报》的毒舌批评家乔·海恩斯写了一篇专栏，诋毁莫库里是“一个弯了的男人——这个评价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他有不正常的性欲追求，是个堕落腐败的吸毒者”，并总结说“他的私生活是一部令人反感的关于堕落、纵欲和邪恶的故事……像他这种人，艾滋病无异于是自杀的方式”。
皇后乐队积极地希望莫库里的死能够唤起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但围绕着它仍然有着太多的污名、太多的恐惧，因为当时很容易得上此病。随后几天，媒体称呼艾滋病是“同性恋疾病”，布莱恩·梅对此说法大加批驳。“他们说什么，‘弗雷迪得了艾滋病是因为他滥交，我们普通人不用担心’，”他气愤地说，“把这种言论印出来，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我没事’，隔天他们就会发现HIV呈阳性。”
因为失望和愤怒，他决定在葬礼后仅一周便接受公开电视采访。梅和罗杰·泰勒出现在通用电视台（GMTV）早餐时段的节目上，回答主持人迈克·莫里斯的问题，他们看起来依然处在强行恢复神智的状态。“八卦小报对他的描述让我们感到非常愤怒，”梅抗议道，“他既没有四处胡搞，也没有吸毒成瘾。”弗雷迪自己说过许多戏言（“我只是一个糟老头儿，每天早上起来挠挠头，想想看今天要干谁”），让他们说服公众的任务更加困难，其中不少话都被报纸幸灾乐祸地截取下来，断章取义地转载。莫库里自己塑造的舞台形象太成功了，以至于外界许多人很难将他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传奇巨星”与梅努力描述的“害羞、善良、温柔的人”等同起来。
梅和泰勒坚定地认为，莫库里让全世界知道他罹患艾滋病，是想要提高人们的认知；两人都费了不少口舌，谴责媒体报道中普遍存在的恐同心理。但很明显，莫库里生前对隐私的需求也给他的队友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弗雷迪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梅说，“我们尊重他，让他处理自己的生活。但是这样我们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封口，不能和朋友谈论这些事……”“你们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们都不是很了解他？”迈克·莫里斯试探着问。泰勒给出的回答为皇后乐队的集体心态做了总结：“作为一支乐队，二十二年里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但就算我们也不知道弗雷迪的许多事，他是个谜……但是我们将义不容辞地捍卫他的名誉，因为他再也不能为自己发声了 [1] 。”为了正名，梅也明确表示，莫库里去世前处在“一段稳定、充满爱的情感关系中……有三个非常关心他的人一直陪着他直到最后。但是没人提到这一点”。这是对花园小舍中他的朋友和照料者的一次难得的公开承认。
这次电视采访还出现了一幕黑色喜剧。当时，摄像机镜头转过去拍到节目的另一位嘉宾，电视魔术师保罗·丹尼尔斯。“保罗，你是皇后乐队和弗雷迪·莫库里的粉丝吗？”另一位主持人凯瑟琳·霍洛威热心地问道。“呃……不是。”他耸了耸肩，然后开始漫不经心地解释说大多数流行音乐都被他忽视了。
除了纠正媒体的错误，梅和泰勒在通用电视台上也为《波西米亚狂想曲》做了宣传。这首皇后乐队最负盛名的单曲现在重新发行，所有收益将捐给特伦斯·希金斯信托基金。它一举冲到榜首，并为艾滋病慈善机构筹到100万英镑的善款。不久后，皇后乐队有十张录音室专辑也将重返英国前一百名。